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1-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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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莸畚�鼻祖者”。
8．疑云重重，难以证实
但这些传说许多都无法证实，或者经不起推敲。就拿《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的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阯，在云南在路遇建文帝后自杀一事来说。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但他叫严震直，而不叫严震。而且，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只阯的。严震直于建文年间致仕，永乐年间又被起用，但永乐年间并无出使交阯的事，而是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结果，在走到泽州时病死。
第90节：百折不挠（69）
查继佐《罪惟录》的记载中，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就有二十三种之多。因为没有确切证据，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查继佐提出“十六辩”即“十六疑”，对它们一一加以辩驳，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
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
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舣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
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面对种种疑问，最后，他说：
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惟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真则一而已矣。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埓。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
查继佐的辩驳是在明亡之后。早在明万历年间，即建文逊国传说甚盛时，时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辩驳。他说：
建文帝出亡，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必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6．感情代替了史实，政治掩盖了真相
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怎么解释呢？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借用胡适先生的话：
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
关于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由于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而传说不断扩大不断丰富，越说越神，越说越圆。
和许多不断演化的传说一样，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归纳起来：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压和为尊者讳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评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责明成祖朱棣，更无法记述事实真相。
（2）明人为伸张其政治抱负，对建文帝其人充满同情和思念，为寄托对建文帝及忠臣义士的怀念，宁可相信传说而不愿深究历史真相。为了宣扬忠君殉节的观念，甚至有意渲染并不存在的传说。
（3）清初史学家，或由于自身的经历或由于政治环境而回避事实真相。以遗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国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国二臣，身负骂名，岂敢再指那些宣扬忠节的书为伪书？
（4）旧史家在正统观念指导下，斤斤计较“书法”的长短，为了给统治者开脱，不惜抹杀事实，曲圆其说，比如，宣扬燕王继统出于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逊国是有意让位，朱棣入统受之无愧，等等。
还有，清朝在入关之初，也遇到了同样尴尬的局面。他们赶走李自成，声称为明朝报君父之仇。而崇祯帝自缢后，仍有儿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朱三太子为旗帜反抗清朝。所以在当时，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这同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样，是政治问题。于是，清初的一些书写历史的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以避免人们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结论的结论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辈王崇武先生的话：“官书曲解历史，野史漫无根据，皆非信史”因此，从明末王世贞、钱谦益以迄清初徐乾学、朱彝尊王鸿绪辈，皆思于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实甚少发明者，诚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现在还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的结论是：
（1）建文帝不论是焚死还是出亡；不妨两存其说。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传说中各种细节也都是不可信的。
第9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
下篇一代雄主
第三章开创与守成之间
一、靖难之役透视
一个好端端的江山，为什么发生了四年的战争？一个承平天子为什么被赶下了台？除了战争双方的个性不同，能力悬殊，用人各异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不少论者都把靖难之役看做是皇室内的夺权斗争，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在仔细分析靖难前后的史籍之后，不禁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尽管由于永乐年间的禁毁，我们所得到的往往只是蛛丝马迹，而将这些蛛丝马迹悉心串联起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这不仅使我们能对“靖难”前后的政治变迁做出更深刻的判断，而且也使我们对建文帝和永乐帝的评价更为准确。
那么，就让我们来透视靖难之役。
要透视靖难之役，还应该从建文政治说起。建文君臣所推行的是一套与洪武截然不同的政策，他们变更祖法实行新政的思想是极为明确的。建文皇帝所倚重的大臣兵部尚书齐泰说：“《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这显示他们对祖宗旧制的蔑视和实行变法的决心。
我们先来看看建文前后刑法的变化。
建文帝长于深宫，自小接受儒家教育。各书均记载他“仁柔”、“孝友”，这种品格反映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则与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相反。“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裁决。时尚严覈，帝济以宽大，于刑狱犹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据说，朱元璋曾经以律授皇太孙，皇太孙“遍考经礼，参之历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条，帝览竟，大喜曰：‘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汝当平世，刑不得不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建文所改七十三条，内容如何，今已不可考。有人曾考证建文所改者是例而非律。不过由严改为宽，大概是确实的。
建文即位，继续实行了宽刑的方针。他说：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盖刑乱国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传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这样做的结果是“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人皆重于犯法”。因此，建文二年（1400年）诏曰：“顷以诉状繁，易御史台号都察院，与刑部治庶狱。今赖宗庙神灵，断狱颇简，其更都察院仍汉制御史府，专以纠贪残，举循良，匡政事，宣教化为职省。”这一机构的改变是刑狱减少的结果。
洪武初，朱元璋曾说：“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也。盖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故守成者不可轻改祖法。”因而，洪武时的情况是“用刑太繁”甚至“无一日无过之人”。后来，他虽说过“刑罚世轻世重”的话，但他的根本思想并未改变。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刑法画一之制，“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建文帝衡破旧规，实行宽刑，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下令“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因而，在建文朝的官僚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在洪武中遭到贬黜放废的人。这种措施是对洪武政策的实际否定，是一种平反。
第92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
我们再来看看田赋。
建文帝在即位诏中表示，要“诞布维新之政”，“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期致雍熙之盛”。接着他下了一道包括赦死罪、宽刑狱、蠲逋租、赈灾荒的诏书。每个皇帝上台，都照例要做一番冠冕堂皇的文章，而建文帝的诏书却不完全是例行公事，他确实想有一番作为。这年冬天，他又下诏赐明年田租之半。诏书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建文元年正月，又下养老诏，命官赎民鬻子。同年三月，诏均江浙田赋，人得官户部。诏书说：“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任户部。”
江浙苏松地区赋税重于他地，人不得官户部，是朱元璋留下的问题。朱元璋在初取天下时，据说：“愤其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指张士诚），且受困于富室而更为死守。因令取诸豪族租佃簿历付有司，俾如其数为定税。故苏赋特重，惩一时之弊。”“初，太祖宝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而“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后虽稍有减免，但苏松等地的田赋仍远远高于他地。实际受害的当然是普通农民。限制苏松人在户部做官，则是戒于“浙江及苏松二府为财赋之地”，而“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窟穴其间，那移上下，尽出其手。且精于握算，视长官犹木偶”。江浙地区是明朝经济的重要支柱，朝廷害怕浙东人掌握财政大权造成威胁。这是一种歧视政策。它不仅给江浙农民带来祸害，而且不利于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不堪其苦，就用逃亡和逋欠的方法加以抵制，使重赋往往成为无赋。因而建文帝均江浙田赋，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