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与剑--日本商业智慧-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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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倍多一点。日本的工业生产，显然地超过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其成长率是世界
第一位。
从产业别就业构成比较：1962年，日本一次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占23。2
％，二次产业（工业）占32％，三次产业（服务业）占44。8％。美国的一次产业
就业人数占7。3 ％，二次产业占32。2％，三次产业占60。5％。英国一次产业占3。7
％，前西德占11。4％，法国占19。7％，意大利占27％。一次产业的就业人数百分
比，日本仅次于意大利，居全世界的第二位。
1968年，主要工业制品生产量的国际比较：粗钢，日本居世界的第三位，6600
万吨。汽车，日本居世界的第三位，200 万辆。造船，日本居第一位，7497吨。
日本在收音机、商用汽车和纤维业皆居第一位。在电视机、轮胎、塑胶、纸业等，
居世界的第二位。在电力、新闻用纸、肥料，硫酸等产业居第3 位。
1961年的平均国民所得，日本是464 美元，居世界第17位。台湾是122 美元，
居世界第26位。而第一位的美国是2572美元，第二位的加拿大为1774美元，第三
位的瑞典是1592美元，第四位的挪威是1208美元，第五位的比利时是1198美元，
第六位的丹麦是1198美元，第七位的英国是1143美元，第八位的前西德是1114美
元，第九位的法国是1031美元。
l965年，日本经济第一次遭遇到战后最大的景气萧条。以1964年东京举行奥
运会为景气的大好景况为境界，1964年是景气的“山”，1965年便是景气的“谷”。
战后日本的景气发生萧条共有四次；1954年是第一次，1958年是第二次，1962是
第三次。景气循环都以五年为期周而复始，可是 1965 年的第四次和第三次仅隔
四年，景气循环期的缩短颇受产业界的重视。
1965年的不景气，最显著的是生产的停滞和利益率的低落，因此发生了慢性
的过剩设备，而引起供给能力的过剩。1960年才有2000亿日元的过剩供给能力，
1965年便有35000 亿日元的增加，存货随之逐增，也就带来了金融紧缩，不景气
因此发生。
由于不景气的发生，便暴露了大企业的经营破绽，以山阳特殊钢和山一
证券的倒闭为代表例。1958年“岩户景气”的好况，和1960年发表了“所得
倍增计划”，使日本的景气一路看好。虽在1962年有过景气的降低，但在翌年又
使景气上升。因此，企业界便扩大设备投资，而其所需的庞大资金，便从股票市
场调动。由于股市受到企业间接金融调动的影响，走势加快，再加个人投资家也
脐身进来，一时股市便大大热闹起来。股市的热闹，便使股票涨价，平均股价从
475 日元，涨为1829日元，直线急速上升。1965年，由于设备过剩而发生景气不
佳，首当其冲的是股市一落千丈。山一证券便在股市走下坡时倒闭，而山阳特殊
钢则因设备过剩周转不灵，而发生倒产。
山一证券的经营破绽，却受到日本政府的拯救。当时的大藏大臣田中角荣，
宣布无抵押、无限制的“日银特融”，用日本银行的特别融资，来救此家证券公
司。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作为景气对策，积极发行长期债券和公共事业费的增额，
以期景气回转。果然，第二年日本的景气复苏，出人意料地急速恢复起来，矿工
业生产的增加，和前年相比，增加了15％。过剩设备也急速缩小，景气又开始回
升。
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原因，除了政府领导型的“所得倍增计划”带来的成效
之外，另有其他诸要因，分述如下：第一、日本经济的二重构造是主要原因，在
经济政策上采用“对内促进竞争”和“对外限制竞争”的二重构造。
第二、高度的教育水平和高品质的劳动力，加强了企业能力。第三、高投资
率和储蓄率。第四、急速引进外国的技术。第五、保持安定的汇率，一美金固定
为兑360 日元。第六、出口主导型和投资主导型相互配合。第七、扶助幼稚产业
的保护政策和促进企业间的竞争。第八、低位数的军事费用支出。
合理化投资，也是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主要因素。从产业类别的设备投资动
向来看，1950年以投资纤维、化学（肥料）、海运、金属为主，其中纤维业占全
投资额的18。4％。1951年以降，重点放在电力、海运、钢铁、煤炭等四种基本产
业，其中电力占27％。1952年以降煤炭产业的夕阳化及世界船舶的过剩化，重点
改为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1953年以降，电气瓦斯和运输业便占了首位。此外，
近代化投资也不能忽视，例如合成纤维、家庭电机、石油化学、电子工业、冷冻
工业等新制品生产部门，新产业便逐渐形成。这样，合理化投资与近代化投资，
便被称为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二化投资政策”。
日本经济的高度成长，经过“美金冲击”（1971年）和第一次（1973年）、
第二次（1979年）石油危机后，1980年贸易的经常收支，便从一百零七亿美元的
赤字，转为黑字基础，1985年贸易超出激增为491 亿美金，对外纯资产达到1298
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国。1987年，国民平均所得从17年前的第十七位，
跃居为世界第一位。外汇存底也在同年名列世界第一位。从此，日本不但是世界
最大的债权国，也是世界最强的“技术大国”。
《樱花与剑——日本商业智慧》
日本型经济和日本化现象
“我是三井的人”，“我是三菱的人”，但“我们都是日本人”。
20世纪是革命的时代。世纪初，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开始，继而到了
中期，发生了大英联邦的没落。今天，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已成了历史的名
词，美国也因财政与贸易的孪生赤字，一蹶不起，陷入自救不暇的境地。惟有日
本在二次大战后，从战败的废墟中重建，欣欣向荣，一路走向经济大国之道。所
谓“日本化现象”逐渐形成一股旋风，引起世人的注目。
比较性急的人已肯定地说：“21世纪将是日本文明的时代”，这个日本文明
也罢，日本化现象也罢，都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所带来的成果。
日本，众所周知是典型的资源小国，不但国土狭小，尚且缺乏地下资源。
可是，却以战后经济成长的辉煌成绩，一跃而成为世界的最大债权国和经济
援助国。其每年的贸易黑字直升不跌，已达到“一千亿美元的时代”。有目共睹
的日本商品充塞了全球各地，美国市场的大半几被日本商品所独占，连欧亚各国
的情况亦无二致。美国国民看的电视机和用的照相机，几乎都是日本货，美国人
每三人拥有一部日本汽车。因此，日本车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总数，已超过第二位
的福特，逼使第一位的通用和福特不得不减产减销，一部分工厂也要关闭，工人
失业率更加提高，两家公司1992年的决算首次发生赤字。
美国是如此，东南亚更加厉害；各城市的市民，早上起床，便用日本制的牙
刷刷牙，用日本制的化妆品修饰面容。出门上班乘的也是日本的摩托车。
白天，竞相推销日本的商品；下班，又到日本式的卡拉OK去消磨一番。回到
家里，更赶紧打开电视机，收看日本NHK 海外传播的电视节目。这样的日常生活，
大家都不以为怪。
这些日本化现象，都是由日本商品带来的，也可以说是由日本型经济的发展
所促成的。究竟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依照专家们的分析，可归纳成
下述几点：一、战后世界经济的好景所带来的恩典。二、自由贸易体制所发挥的
功效。三、朝鲜和越南两次战争所赐的“特需恩惠”。四、日本战败后，丧失了
海外殖民地而减轻了对外负担。五、国防预算不超出国民总生产的1 ％，造成低
负担的国防费支出。六、占领军强行的“农地改革”
和“财阀解体”，收到功效。七、政府政策主导型的国民开发事业的成功。
八、优秀的“官僚体制”也帮助了不少力量。九、具有临海工业地带的有利
地理条件。十、优质而低廉的劳动力。十一、确立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结合的
市场体制。专家们的持论当然无可否认，但我们认为日本型经济的成功和日本化
现象的形成，还是从日本人精神风俗和历史发展过程来观察，比较容易被人理解。
经济成功的基本要素
日本的强大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因为日本的封建制度有其独特
的型态，照说封建制度都是“一君万民”的中央集权制为多，可是日本所行的却
是地方分权制。
德川幕府的统治方式是采取“三勤交代”制度，亦即将200 余藩的藩主集中
在江户一地，三年准许回藩（领地）一次。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从未派遣中央官
僚到各藩去主持行政。因此，各藩是各自独立，等于是自由王国，他们的藩臣仅
对藩主尽忠。领地的臣民仅知有藩主，不知有将军。“萨摩藩”
的藩臣百姓只爱萨摩，“长州藩”的藩臣百姓也只爱长州。这种以藩为爱的
“爱藩精神”，具体的旁证，就是“忠臣藏事件”（因藩主被他藩所害，全体藩
臣誓死报仇）。
今天，日本各大企业上班族的“爱社精神”（日本公司称为会社），便是江
户时代“爱藩精神”的传统。三菱公司的社员自称是三菱的人，三井公司的社员
自称是三井的人，他们对自家公司的忠诚心，简直不亚于藩臣对藩主的忠爱。三
菱和三井集团是互相竞争的，却在同是日本公司的均质上，对外的步伐是一致的。
就像各藩之间，不一定能够合作，但对幕府的命令却是不敢同床异梦。我们把这
种社会称为“合理而均质的社会”。
□竞争中求平衡日本型经济，便是建立在这种合理的和均质的社会基础上。
日本在封建时代，便已有竞争的原理存在，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在竞争的原则上，
又讲求“和的原理”，这又是日本精神风土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把物质和精神分
开，最后使精神变成物质的奴隶。实存主义把主体和环境分开，最后又使环境变
成主体的奴隶。近代科学更把科学技术和人分开，才造成了今天的“人的异化”。
可是，日本人重视“和的原理”。什么是“和的原理”？就是将异质的东西，
通过一物的两面，在分工的条件下，保持“和”的境界。具体地说：日本一系不
变的天皇制，天皇有权威，将军（幕府时代）有权力，今天总理（内阁制）有权
力，天皇仍保持权威。在保持权威和权力的均衡下，造成安定的分工，这便是
“和的原理”。
日本社会非常重视平等和均质，在外国有“英才教育”，日本则付阙如。
在均质意识下，不容许有令人突出的现象，日本历史上难以找到希特勒、斯
大林、霍梅尼式的独裁者，原因也就出在这里。
日本“大化革新”的圣德太子时代，是最彻底的“汉化”时期。可是，在他
制定宪章的时候，不把儒教道德的“仁、义、礼、智、信”的教条列为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