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1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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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冯梦龙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子犹、公鱼，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③。长洲（今吴县）人④，寄籍吴县。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情，与兄梦桂、弟梦熊有“吴下三冯”之称⑤。
　　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冯梦龙年轻时也准备走科举入仕之途。但他为学不拘，思想活跃，因而难入八股制义的堂奥，仅为诸生而已。然而科场的失意，岁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贽的离经叛道与疏狂放荡，幡然从学究式的死胡同中转而走向社会。
　　冯梦龙学魏晋士人之风度，骀荡不检，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
　　他与青楼名妓侯慧卿热恋，两人情浓意切，相约白首偕老，恩爱终生。后来侯慧卿背约，嫁与他人；冯梦龙情场失意，十分沮丧。但是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的生活，使冯梦龙领略到与儒家书斋生活迥然异趣的世情，民间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气，冲淡了他脑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学。闾巷民间艺人中流传的那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歌曲小调、故事传说，幽默而活泼，新鲜而现实，启迪着冯梦龙的勃发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向受民间欢迎的白话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创作。
　　从三十多岁起，冯梦龙在继续从事科试的同时，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改写、创作受社会欢迎的通俗文学故事、民歌、剧本等，陆续编有《挂枝儿》、《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其中在天启年间编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最为著名，共收辑改写话本计一百二十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叙述男女情爱，有的颂扬义侠行为，有的揭露官场劣迹，有的描述文人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语言流畅易懂，将世情风俗、民家悲欢，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示给读者；不少篇章发出为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如《碾玉观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环、艺人等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遭遇，来鞭挞封建专制的腐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问世后，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坛仿其形式而拟写话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十二楼》等，联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学发展的高潮。
　　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以为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①，较之《孝经》、《论语》刻板正经地宣讲封建伦理，更易于被民间接受。他还认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民歌①，情感挚朴无饰，③　陆树■：《冯梦龙》，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5　页。④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知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92　页。⑤　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2　页。
　　①　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①　冯梦龙：《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用来揭开伪道学者的虚伪，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他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遭到一些顽固儒士的攻讦，但冯梦龙却以无畏的气概，执著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砥砺文辞，争妍竞畅。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②崇祯三年（1630），年已五十七岁的冯梦龙居然考中贡生，后来任丹阳（今属江苏）训导。崇祯七年（1634），他又迁福建寿宁知县。
　　冯梦龙上任后首尚文学，待士有礼，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还撰写一部《寿宁待志》，为后人留下有关明代寿宁县历史的文献。虽然冯梦龙关心民间疾苦，但他试图改革却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既“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③。五年后，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离任回到了江南，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数年的宦海风涛，使冯梦龙对腐朽的社会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寓于诗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讲求通俗与现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④，于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创作、改编、辑有《智囊》、《笑府》、《燕居笔记》；《新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双雄记》、《万事足》、《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墨憨词谱》、《郁陶集》；《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别本大全》、《春秋定旨参新》；《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体裁丰富，表现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勤奋精神。
　　明清之际，冯梦龙愤于明亡，怀着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时事，撰成《甲申纪事》，希图南京弘光政权能够汲取教训，振作精神，成为中兴之主。弘光覆亡后，江南沦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里，参加福建隆武政权的抗清活动，宣传抗清复明，并不顾年迈，编辑《中兴伟略》，记隆武政权初创之事，以表达对中兴的希望。
　　满怀激情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小说集而风行文坛。①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713　页。③　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88　页。④　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汤显祖徐渭第一节汤显祖从官场到戏剧舞台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1570）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①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发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②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腐败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1590）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发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③。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②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③　《明史》卷二三○《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①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②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腐败，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