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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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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② 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① 《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②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③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①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②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首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①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②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①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①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②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② 《明宣宗实录》卷七○,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②。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专制。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③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①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②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③。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发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② 《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③ 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③ 《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②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首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③。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①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③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①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②,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①,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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