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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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①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②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①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①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发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发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②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①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②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明英宗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陆续发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140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①。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首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发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①。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①。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①　夏燮：《明通鉴》卷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