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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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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泰元年(1450)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①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① 《明史》卷一六○《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①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②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③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②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摚鸾耍喑銎淇凇<又凑蟪纪虬驳热舜佣嚼觯蒲娓恪�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①,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②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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