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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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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⑤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①。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②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⑤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③ 《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④ 《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⑤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②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③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①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②。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③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①。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②。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②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①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② 《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③,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④。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①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②,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③。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④,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⑤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①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③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④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①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②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③ 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④ 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⑤ 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②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③。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④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⑤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①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②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② 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③ 《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④ 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① 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② 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③,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①。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②。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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