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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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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卷首。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③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①。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②。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①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① 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② 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首。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③ 吴晗:《朱元璋传》。
  ④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①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①《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① 吴从善:《郁离子序》。
  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①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②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① 徐一夔:《郁离子序》。
  ② 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①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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