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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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①“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发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① 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① 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①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发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成人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①。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②。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③。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① 《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① 《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② 《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③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①。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②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专制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③、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欲望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①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遭受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②。“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③。
① 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② 《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①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② 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③ 《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大孝一首》。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议礼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 月20 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陆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首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①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②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发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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