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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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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① 《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⑤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① 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②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④ 《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①。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①。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②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① 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③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②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③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① 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② 《明史》卷二○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①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①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③,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① 《明史》卷二○九《杨继盛传》。
  ① 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②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 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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