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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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靼嘌溃⊿pain）地区。尤其严重的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Israel）、埃及（Egypt）北部、土耳其东部等地＇皆陆续落入了回教的势力范围，教会生活因之大受影响。由于回教教徒所采取的也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故原先信奉基督教的人士不得不改信回教。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则饱受逼迫。先前欧洲信徒经常到耶路撒冷等地朝圣，如今旅程则充斥着凶险。教会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因而没落，甚至完全消失。
回教教徒的出现，也让拜占廷帝国备受威胁。之前，拜占廷与波斯（Persia）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导致国力多有损伤。及至波斯归附回教之后，土耳其也逐渐成为回教地区。拜占廷帝国日趋没落之后，东方教会的发展也随之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个左右教会发展的因素，一直影响着欧洲教会，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
问题研讨
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古一直纠缠不清。今天信徒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二、修道主义的行为，今天看来有点极端，却在中古时期作出巨大贡献。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哪些功课？
三、基督教在成为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时，其单纯性就会出现危机。我们该如何加以克服呢？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0课 信仰与生活：偏差与腐败
前言
中古教会的前半部可说是一段“建立与挣扎”的时期。只是当罗马教会的权势愈来愈高涨时，建立与挣扎乃被“统领与指挥”所取代，教会的面貌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偏差与腐败。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东西方教会在一○五四年的正式决裂。
诚如之前所述及的，东西方教会的差异由来已久。只是碍于”教会一家”的观念（这也是自325年《尼西亚信经》颁布以来，大家所公认的信仰纲领之一），双方仍尽量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事实上，除了政治环境的不同，双方也在颇多的课题上存有争议。例如，东方教会将复活节日期的计算与逾越节的日期挂钩，因而复活节一定落在逾越节后的第三天。这做法，固然能够帮助信徒在复活节思念耶稣为逾越节的羔羊，只是如此一来，复活节就不一定落在星期日了。西方的罗马教会则一直按主日的计算来决定复活节的日期，使复活节的庆祝活动一定在星期日进行。但是这样的复活节却未必与逾越节连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算法各有千秋，但是在谁该服从谁的问题出现后，就落入水火不容的局面。双方其他方面的争执，还包括了对图像的态度、对《尼西亚信经》文字上的差异，以及圣餐是否应选用无酵饼等课题。因此在一○五四年，当罗马教会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却备受冷落时，即被冠予“藐视罗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即教皇）”的罪名，扬言将君士坦丁堡主教长逐出教会。旋踵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竟以“驱逐教皇出教会”来作回应。双方对峙的火焰，终于触动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分裂。东西方的教会从此分家，互不来往，直到拜占廷帝国覆亡，东方教会的中心从希腊（Greece）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去后，仍然如此。
这场分裂一方面凸显了双方的矛盾，其实也标示着教会的偏差与腐败。当教会不再标榜耶稣基督为元首；当福音的传播与属灵生命的建立不再是教会的首要任务，那些偏差、腐败的现象就会出现！
教皇权势与政教之争
自从踏入第十一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势即朝向顶峰发展。在中古的早期，教皇的身分仍是彼得的代表，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似乎指向彼得为教会在地上的元首（其实该经文的解释一向颇具争议），故教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众教会的元首。到了中古的后期，教皇的身分进一步成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基督乃是万有的主宰（参弗1：20～23），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凌驾于所有权势之上了。与这微秒变化同时期出现的，乃是一份日渐流传被称作《君士坦丁的封赠》的文件。该文件据说源自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声称罗马主教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教会的主教，并有权管理所有神职人员；此外，君士坦丁也将罗马（Rome）邻近的意大利（Italy）地区赠与罗马教会，如此一来，罗马教皇又拥有治理国土的权柄。由于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出自君士坦丁之手，所以连反对教皇的人都认可其权威。这自然提升了教皇的地位，甚至连当日的王侯也不得不畏惧三分。只是到了第十五世纪，大家才发现这原来是第八世纪某位修士杜撰的伪造文件！由此可见，教会在看重权势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渐地腐败了！
在教会的层面，罗马教廷的权势固然无人能及；但是在王侯等统治阶层中，却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当王侯的势力仍处于微不足道的阶段时，教会与各地政府之间乃相安无事。只是到了较后的时期，欧洲开始出现一些势力较大的王侯；同时，国家意识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中萌生。例如，日耳曼人就逐渐体会自己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难道这民族的统治者包括了许多王侯，大家却愈来愈意识到自己乃是“德国人”，与意大利和法兰西等的人不一样。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大事上，这些统治者即认定教皇应该专注于教会的事务，而让政府来决定民事。其实教会此时的势力，已经深入参与在民事的决策与执行中。既然所有“地方百姓”也都是“教会信徒”，因此，教会于政府之间的纠纷也就无从避免了。
最能表露此一争执的，莫过于地区主教的委任问题了。每当地区主教出缺之时，地方上的王侯就会立即委派继任人，以确保教会得以继续运作。这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偏远地区，罗马也委实无法及时处理（昔日的通讯、交通不比如今）。王侯也往往藉此委任自己的亲信填补那些空缺，以确保政令通行和该地区对自己效忠。然而，这风气明显与罗马的地位和权势抵触，而且政府的委任也往往带来利益输送的弊端。罗马教会因此极力反对，并因而在英国（UnitedKingdom）、法国（France）、德国（Germany）等地造成政教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出现兵戎相见的场面。表面看来，教会在这些争执中居于上风。到了第十三世纪初期，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在位时，教会的权势更加达到颠峰，就连一些欧洲王室的婚姻，都得经过教皇批准才可。然而这种“盛气”却招来地方王侯的反感。英诺森之后的一百年间，教会的权势就逐步下降。到了第十四世纪初年，一些强势的君王（如英、法的统治者）甚至伺机羞辱教皇，以压抑其气焰。呼风唤雨的权势，换来的至终不过是王侯心底里的敌意。及至宗教改革风潮出现，许多王侯竟执意支持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此乃当初教皇始料不及的！
权威之争固然涉及了真理层面的考量，但也显然地搀杂了利益、权力的因素在内。教会的属灵光景在争权夺利中逐渐沦为次要的事情；与教会身分不符的腐败行径也就此抬头了。
十字军东征
这种名实不相符的行径之一，而又影响深远的，就是十字军的东征了。从一○九五年首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到一二七○年最后一次的东征，在将近二百年的岁月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十字架的旗号下，一波接一波地前往东方征讨。欧洲的基督徒社会也一直观望这些东征的队伍，是否真能解救圣地，使之脱离异教教徒的控制。
促使十字军出现的原因，可说是多方面的。由于拜占廷帝国走下坡，无力善加保护信徒；土耳其（Turkey）回教教徒崛起后又以激烈手段压制基督徒，使得许多信奉基督的人，不得不面对被杀或被卖为奴的惨境。这等消息传到欧洲社会，激发了许多人同仇敌忾的意识，扬言要为神争战。此外，平安地前往圣地朝圣的需要也甚庞大，但是这些异教教徒却控制着朝圣的路线及目的地。加上欧洲的基督教王侯新近成功地击败了信奉回教的入侵者，从回教教徒手中夺回一度失陷的西班牙（Spain）及西西里岛（Sicilia）。许多人因此受到激励，要进一步征讨这些异教分子，收复失地。因此，当解救耶路撒冷弟兄于水深火热中的呼召发出，以及以驱逐回教教徒来恢复圣地面貌之指令下达后，第一次的十字军就浩浩荡荡踏上了征途。号召此次史无前例之十字军的，正是当时的教皇乌耳班二世（UrbanII）。这种假信仰之名，却行杀戮之实的军事行动，竟然由教会的最高领袖所倡导！抚今追昔，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胜唏嘘！正因为当时教会的领袖确实能够号令欧洲，加上许多人也只知道靠打仗维生；如此一来，就连欧洲所有的主要王侯和整个地区的百姓，都卷入了多次所谓的“圣战”行动。
尽管十字军于第十二世纪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了一个短暂并具拉丁色彩的王国；然而，十字军东征大体而言是失败的。参与行动的王侯皆伺机成为军事盟主，号令天下，因而军队内部出现了相互竞争和排斥，弄得军队内部号令不一。从军的人当中，更多人藉此良机寻找生活出路，甚或逃避家乡的某些责任。更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也趁机从军，以求平步青云。结果，十字军行经之处，往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甚至有十字军途径拜占廷帝国疆域时，大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沿途的许多犹太人社区也遭到打击和掠夺。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目的，有如轻烟消散，一事无成！反而回教与基督教之间，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怨怼、仇恨却因此加深；东方的拜占廷教会与西方的拉丁教会也因此更加互不信任。惟一正面的，倒是欧洲与中东地区，从此有了某种程度的交通往来，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也帮助一些重要的典籍从东方流入欧洲；此番成果确实出人意料。纵然如此，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始终是教会的一记败笔！
经院学派抬头
中古时代予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片的黑暗与落后，而事实不然。分封的王侯固然相互攻讦、争斗不休，然而，大家不要忘记，修道院仍然继续肩负着维持文化进步的使命。许多修道院为此聚集了一些学有专精的人士，设馆授徒。另外一些主要的教会中心，也在其主教的座堂里面，汇聚了一些学者，以作推广学术思维的工夫。这些修道院与座堂的学者，逐渐吸引了其他学者前来，形成了一些学术群体。同时，学科与学制也在这等学术中心逐步被规划起来。到了第十二世纪，这股学术研究的风气，促成欧洲地区兴起多所名闻遐迩的大学，包括巴黎大学（UniversitedeParis）、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eofCambridge）等。这些大学的课程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水平，而最终的高级（博士）课程分为医学、法律及神学三个学习范畴，其中尤以神学的探讨最为显著与重要。由此可见，信仰在早期大学中所占之分量和地位，乃是举足轻重的。
大学的出现，不但进一步带动并推广学术研究的气氛，更催生了所谓的“经院学派”。“经院学派”所标榜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学者企图将各种各样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