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哲学宗教电子书 >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

第73章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第73章

小说: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Malaysia)的马六甲(Malacca)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发生的。

    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毅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一六○一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现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陆续到来,强化了传教的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任职诸如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一六四四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还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就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

    只恨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以达到二十一万人之多。不过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

    基督教的教义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以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可说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种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

    问题研讨

    一、教会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影响着福音事工的进展。你对这方面的体会如何?你认为两者之间应当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二、福音必须生根于本土文化,教会的生命方有延续的可能。你认为我们如何能促进这件事呢?

    三、明末到中国来的教士之所以成功,固然出于他们对信仰的热忱,也因为他们确实学问渊博,能以赢取人心。今日的教会可从中学习到什么功课呢?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56课 从锁国到开门

    前言

    踏入十九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的信徒,开始积极思想怎样到东方诸国去履行宣教的使命。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国家的海事实力逐步提升,且与东方的接触也因贸易而大幅度增加。这些发展与接触,为宣教事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尤其是日益强大的英国(UnitedKingdom),其信徒更积极地思想踏入中国宣教的门路。但由于中国奉行传教禁令,加上闭关自守的国策,外国人根本无法进入。中、西惟一的接触就只有在广东进行的贸易而已。只是统筹英国与中国通商的机构东印度公司,从商贸稳定角度着眼,也尽量阻止宣教士到中国去,以免影响贸易的进行。向中国宣教的计划几乎无从着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上主兴起了一位福音勇士,开拓了中国的福音事工,而他就是英国伦敦教会的宣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

    在困境中开始的宣教事工(1807年~1842年)

    这位定意要将福音带给中国人的宣教士历经艰辛,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在一八○七年顺利抵达了广州,只是无法以宣教士的身分留在中国。不得已之下,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员,以此身分开始中国的宣教事工。马礼逊在中国一面修习汉文,一面翻译和印刷圣经,同时也把握机会,向身边的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信息。马礼逊所面对的环境,其实相当困难。一方面,他要躲避中国官方的检查,以免暴露其宣教士的身分;同时,他也得面对东印度公司方面的压力,才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进行他真正想要从事的任务。马礼逊竭尽所能地排除各样障碍,努力开展福音事工的空间。到了一八一四年,他成功地带领了第一位中国人归信基督。这位名为蔡高的信徒,是协助他印度圣经的一名助手。伦敦会接下来继续差派宣教士米怜(WilliamMilne)到中国,协助马礼逊拓展福音事工。米怜后来将其事工的重心转移到海外,在南洋华人聚居的马六甲(Malacca)开展事工,并且带领了第二位华人梁发信主。这位梁法后来成为了第一位基督教的华人牧师。

    受到马礼逊等人的感召,英国、欧陆、美国(U。S。A)等地的宣教士开始陆续前往中国宣教。他们在各种限制下之,竭力地展开福音事工。惟碍于环境所限,福音事工的成效,在数量上并不怎样突出。然而,这些先锋人物却为福音事工打下了美好的基础。他们主要从事文字工作,诸如:编写福音单张、小册子、翻译圣经等;同时也把握各种机会,向华人介绍十字架的福音。既然居留在中国的限制很大,这些宣教士只好在马六甲等地,建立福音的据点,透过教育及医疗事工向侨居外地的中国人传福音。宣教士期盼这些海外华人,在回归祖国之时,能够将福音的种子带进中国。这段期间的中国福音事工,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然而这些可敬可佩的宣教拓荒者却从未气馁。大家都坚心地等待中国福音大门的开启,也深信上主的作为必成就这事。

    条约保护下的宣教事工(1842年~1860年)

    马礼逊抵达中国三十五年之后,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机会终于在一八四二年出现。当时英国与中国因为鸦片买卖而产生贸易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开打闻名中外的“鸦片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事后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沿海的五个港口作为通商口岸。一些英国教会的人士,看准了满清政府将会接受宣教士在各海口的活动,因而趁机在条约中加上所谓的“传教条款”,要求中国准许宣教士在这些通商口岸自由传教。满清政府无奈之余,只得接受。中国福音的门,从此大开!

    事实上,自《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列强无不争相效尤,在和中国签订的各个不平等条约中,皆加附此等传教条款。条款内容包括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留,并建造房屋、学校、医院、教堂等。而且自一八四五年开始,中国正式取消了天主教传教的禁令(基督教因而连带受惠)。西方教会终于透过本国的船坚炮利,将那些由康熙颁布,并经雍正与乾隆来执行的禁教政策彻底摧毁。从此,宣教士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沿海的口岸,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下宣扬福音;传扬事工因而自由并大规模地在中国一展宏图。

    此番局面确实为福音事工带来不少方便。从前必须偷偷摸摸进行的事工,如今可以公开进行;以前无法顺利进行的计划,如今在充分资源配合之下得以有效推展。然而,在看似顺利的表面迹象之下,却暗藏着难以想象的逆流。当初要求在条约中加入传教条款的人,万万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福音”,到头来对宣教事工的损伤更远远大过所得的益处。虽然传福音的外表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此耶稣基督的福音却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结下不解之“缘”。这对福音事工无疑雪上加霜。不少人甚至武断地认定:宣教事工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之一!这种观点的负面后果,实在难以言喻。

    事实上,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基督教在传教过程中,经常与中国传统文化磨出火花。康熙禁教的前因后果就是最佳的例子。当时因着文化的差异,引致了礼仪上的争执,至终导致禁教的后果。让人看出部分强烈维护传统文化的人,一直将基督教视为“蛮夷之道”,并大加排斥。而今,“传道条款”更为这些人提供了“口实”,令基督徒百词莫辩。除此之外,《南京条约》的签定,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之民族优越感饱受打击。基督教岂可仗列强战胜的机会,将传教条款强加于中国人民?!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势必转嫁到宣教士及信徒的身上。另有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地方官绅等人,既是一致排斥基督教,自然对福音信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还会运用各人的影响力,尽量阻碍、抗拒福音的传播。结果宣教士的福音事工每每事倍功半!藉传教条款打开福音大门,到底是祸是福,答案其实相当清楚。看来昔日决策者未经深思熟虑所酿成的问题,着实令人扼腕!

    大事扩展的宣教事工(1860年~1900年)

    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日渐频密,满清政府的无能也显露无遗。除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之外,所允许的传教范围也随之扩大。及至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宣教士的活动范围已从沿海口岸,延伸到内陆各个省份,而且教会也可以按着条约“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从这年开始,中国的宣教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