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功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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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句话说得诸葛亮汗流浃背，发誓要为蜀国鞠躬尽瘁。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常常有这样的事，但凡是权臣要阴谋篡位的，偏偏总会打出一个替天行道的旗号来蛊惑人心，以显得自己名正言顺。例如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本来就是七个藩王存心对抗朝廷，打的旗号却是“诛晁错、清君侧”，可怜的晁错就作了屈死鬼；还有清初的三藩之乱，吴三桂本来是狼子野心、图谋篡逆，他提的口号却是假惺惺地要给南明小朝廷的末代皇帝报仇；光复大明基业，其实那个倒霉的皇帝正是吴三桂亲手绞杀的。可见只要经过一番包装，不管多么龌龊的事，都能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但实话实说，此等作为，无非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
4。2 模糊善变的包装哲学
不过像前面这些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不是每个中国人都能遇到的。更多的中国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当他的行为蒙受了别人的责难时，为自己找出种种借口来，这也算国人包装手段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一个人明明违反了既定的管理制度，事后他却往往会这样辩解：“我本来十分尊重制度，但这样变更，完全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讲。但是真相如何，那就很难说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针对上面的话，有人听了也许会表示赞成，替他说好话：“虽然我们的制度略有改变，但这也实在是不得已的。不作一些变更，根本行不通。”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看起来也很像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一般都能得到多数人的谅解。
但往往也少不了有人反对，批评道：“明明是假公济私，还要争辩！”这话听起来仍然很有道理，看起来恐怕也不无可能。
这样一来，似乎是非就很难判断了。不过，多数中国人深受阴阳文化的影响，时常抱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观念；认为所有事情，无非“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而且“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以致纯粹从“现象”看，很难分辨一个中国人的言行，究竟是真是假；抑或是实是虚。因为“一个因，可能产生两种果”。既然如此，那又当如何是好呢？
我们赞同孔子的态度和主张。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就是在告诫我们，不可以从表面上去了解一个人，却应该探究他内在的实质意义。言行一致的人，当然要合乎“表里合一”的原则，即使可能是真的，也还需要进一步去追踪，才能证实。
为什么这样麻烦呢？原因是有些中国人有一套奇特的包装哲学，能够把不同的东西，包装成一模一样。就算是假的，也可以包装得足以乱真。难怪有人慨叹：“一些中国人很会表面功夫！”
我们一直高呼“防人之心不可无”，便是由于一些中国人的这一套包装功夫，相当高明。
多数中国人主张随机应变，却反对投机取巧。但是，“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似乎是孪生兄弟，外表长得完全一样，很不容易辨别。
任何人的权变行为，如果把它当做随机应变，信手拈来，便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使人不得不信。若是把它视为投机取巧，也能够左采右撷，聚集一大把理由，使人信以为真。有些人的事情之所以常常很难说清楚，恐怕这是一大缘由。
有些中国人很会利用这种“模糊不清”的包装，把所有“投机取巧”的行为，都包装成“随机应变”的模样，以求合理化，寻求“自我安慰”。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方式，即使只是“暂时骗一下”，也往往会养成习惯，甚至“用骗自己的方式来骗别人”，配合一些中国人因碍于面子而不喜欢当面揭穿骗局的习惯，一路骗自己又骗别人，乐此不疲。这种“掩耳盗铃”的手法，实在是自欺欺人。
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论是随机应变或者投机取巧，一律包装成随机应变。万一被识破，便大呼“冤枉”，大喊“倒霉”。
有些中国人；因为总是操持着骗自己也骗别人的心态，因而对别人的行为也常常一律视为投机取巧。这样一来；一样的包装，却导致两种客观效果。这也许就是我们成天吵吵闹闹，很难达成共识的主要障碍。
有些中国人善于用“情”来包装自己，而且变幻无常；相当“不明确”而又“不确定”。
4。3 中国式包装的拆解
要破解某些中国人的那套包装功夫，最好的办法，就是孔子所说的“直”，也就是中国人最喜欢自夸的“正直”。“直”有一层涵义，孔子认为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不赞成“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而儿子亲自去做证”，却倾向于“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也替父亲隐瞒”。 这就是《论语》里面著名的“子证父攘羊”的典故。而其子“大义灭亲”的举动，并未得到孔子的赞许，似乎有悖常理。不过，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化伦理的微妙之处。
孔子指出“人之生也，直”，表明一个人的生存之道，便是“正直”。如果不正直而居然能够生存，那可以说是侥幸的。君子心里坦然宽广，就是不论你怎样包装，我都以正直的心态来对待。
所谓“正直”，应该是“顺道而行，顺理而言”。任何人希望做到真正的正直，首先要“正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父亲的要善尽做父亲的责任，扮演好做父亲的角色，像一个父亲的样子。子女也要善尽做子女的责任，扮演好做子女的角色，像一个晚辈的样子。这些不是单方面的要求，而是双方面的尽责。儒家所强调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一套伦理准则，便是很好的体现。在这个基础上，也要同时严格要求自己尽责，而对别人是否尽责应该稍为宽谅一些，才能够消灭怨气，
大家相安无事。
要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并不是不守法，而是既为人父，就应该善尽父责，替儿子隐瞒；既为人子，也应该善尽子责，替父亲隐瞒。说穿了，父子有一方违犯法律，自然有人会告发、会作证，根本用不着父或子来做这些伤害父子感情的事。最后是非自有公证，而父子感情如旧，便是“在圆满中分是非”，这才合乎中国人的道。
至于“顺理而言”，则是“可以说才说，不可以说就不说”，并不是单纯的“我有话要说”。 “直”不是“有话直说”，而是“应该说的，要说得有效；不应该说的，暂时不必说”。凡是有害于“正直”的话，那又何必要说呢。如果什么话都说，叫做“口没遮拦”，这样的人谁都害怕跟他打交道，他无论到哪里恐怕都不会受欢迎。
因此，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明白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功夫，顺着中国人的道理而调节自己的言行，不论别人如何包装，都将无所遁形，自己也将达到无忧无惧的境界。
第3章 管理者心态的把握第12节 “情、理、法”关系辨
管理之所以难，难就难在对人的管理上。如果管理的对象仅仅是机械，那一切都好办，只要供给充足的原料、平时注意保养、定期加以维修，管理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折旧期一过，即可报废，淘汰后再换一批新的来。可是对人的管理就远远没这么便当了，由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人，人必有情。情一多了就容易混乱，所以人和机械不同。机械无情，显得冷静而有条理。人不可能无情，于是很容易闹情绪、赌意气，万一处置不当就会使管理显得乱七八糟。所以尤其对管理者来说，在开始管理之前，先要调整好心态。
管理者的心态，若是不接受“人是有情动物”，而希望“人和机械一样”，那就谈不上什么合乎人性的管理。偏偏时代的潮流，越来越趋向人性化管理，于是，管理者不得不面对“有情的人”，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心态端正了，才会使管理求得合理。
中国人对人性的了解，好像特别深刻。为了针对人性的需求，我国先哲，早已提出“情、理、法”的构想，希望管理者首先“动之以情”，来点醒被管理者“自动讲理”。此方动之以情，彼方自动讲理，这时“情”成为管理的诱导台，诱导组织成员，自动自发地求其合理，便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把工作做好，达到管理的目的。
如果此方动之以情，彼方却不讲理。此方为慎重起见，再动之以情，若是彼方仍然不讲理，于是翻脸无情，一切依法处理，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同样可以达成管理的使命。
情为先，才合乎人性。但是情为先，不免会出现杂乱的现象，只要乱中有法，何必害怕？万一乱得无理，便要依法来管，此时绳之以法，在人情上说得过去，大家比较容易心服。如果无论怎样点拨他；都点不醒，那就不能怪别人无情了。所以在中国人看来，既然重视人性，就要用“情、理、法”来管理。
中国人在管理上，有一套独特的功夫，这套功夫有个“三字要诀”，即“情、理、法”原则。如果多数中国人遇到了什么纠纷，总会按照这三字真言按次序进行解决。我们的办法是，首先动之以情，如果对方不讲情面的话，那就不妨晓之以理；如果讲理也讲不通，那就只好撕破脸皮上法庭了，所以这最后一招叫做“绳之以法”。按照中国人的脾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轻易祭出法律武器的。这一点跟西方人似乎不一样，他们可不顾什么情面不情面，很多时候也懒得讲理，遇到事情干脆直接对簿公堂好了。所以在西方国家，律师这一职业是很吃香的。
“情、理、法”的这一次序，是不是就表明，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情”呢？其实不尽然，殊不知中国人有着“居中为吉”的次序。举个例子，“天、地、人”为三才，其中天上地下、人在中间，而三者中，人最大；我们开会或者照相的时候，总是地位最高、辈分最长的人居于正中，旁人都侍立于两边，可见，居中为吉。再看“情、理、法”三者，“理”居其“中”，所以最为重要。
中国人最重视“理”，表现在“人人爱讲理”的行为上，我们一再主张：“读书，要明理”；“做人，要懂得道理”。并且深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因而，“理直自然气壮”。即使遇到争执，也总是倾向于“请老先生评评理”。一般来说，中国人最受不了的一句话，乃是：“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
第3章 管理者心态的把握第13节 管理就是要求合理
管理就是要管得合理。管得合理，人们就接受；管得不合理，人们就会抗拒。
中国人有时候不要你管，但有时候却又希望你管。当他有信心；有把握时不要你管；当他做得不好；有困难时，又希望你管。这要看需要而定。
管理下属可真不容易。管得太早，他听不进去；管得太晚，是马后炮；管得太多，他不高兴，而完全不管，他就会乱来。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合理的事情，大家终究会接受；如果不合理，大家就要抗拒，这就是适中。
企业内外环境在不断的变迁，我们的决策也要随机应变、随时调整，才能因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从而达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