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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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二月发生在英国邓布兰的惨案，十六名无辜的儿童死于凶手乱枪之下。凶手托马斯是个典型的狂人，傲慢而暴躁，他想获得英雄般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童子军的组织活动中。心理学家分析他生前的信件，认为他并无任何卑劣的动机，只是想领导、控制少男童男，影响他们身心的发展。然而，家长们不愿把孩子交给他，深深地伤害了这名狂人的自尊。他用拒绝去回答抗争，社区里的人也用与他相同的态度回答他。托马斯绝望了，他写道：“我已尽到一切努力，但我视为生命的事业与自尊仍遭到致命打击，没有生路了。”他感到自己惟一的，也是最后能支配主宰的领域是“枪”。不幸的是，他最后用以毁灭自己与对方的也是它。那天早上起来后，他认真擦干净枪，对每个邻居都投以微笑。他想自己将永远摆脱窘境了，他高昂地抬起了自己的头，然后大步向邓布兰小学走去。托马斯以血腥的屠杀证明了自己能最后一刻控制自己与世界，能向他最需要报复的对象实施最残酷的报复计划——你们不把孩子给我，我也不给你们，我要不到的谁也别想要。
读完报道，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我们身边处处皆有托马斯。他们隐匿在茫茫人海中，平时是个好职员、好公民，但是丧失了从容心境的他们，随时可能受某件突发事件的刺激，从而成为下一个托马斯或“亚”托马斯。心理失衡，被欲望所控制，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异中饱受挤压的人，就好像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我常常想，是不是我们只能这样生活？是不是我们非得得到那些我们难以得到的东西不可？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必须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来标定？一位美丽的女孩，强迫未婚夫带她一起去拍八万元一套的婚纱照。未婚夫为讨得爱人的欢心，不惜挪用公款，结果触犯刑律。一个在学校当教师的青年，坚决不去参加难得一聚的同学会，因为他觉得有的同学成了老板，而自己一介教书先生，实在寒酸。畸形的比较、汹涌的欲望、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波和疲惫，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不相信人只能这样生活，我翻开了《世说新语》，发现古人原来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世说新语》中我最喜欢的一则是：“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这是一则小巧玲珑的散文诗。从这则故事中，我发现了一种从从容容的、任性自足的生活态度。好一个“何必见戴”！对“兴”的重视，也就是对自我的张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得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满足与肯定。他们远离功利荣名，也就远离了鄙俗和不安。
“不安”是齐克果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概括。“不安”是从容的对立面，它揭示了在不可控制的环境中的人所作的一切无望的挣扎。克林顿那样的领袖是不安的，托马斯那样的歹徒也是不安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华宅邸中是不安的，他得搅尽脑汁地思考在未来的网络之战中克敌致胜的妙法；古老的英国王室是不安的，他们不得不应付不停地揭丑闻的新闻界；非洲穷国富有的独裁者们是不安的，他们的梦中也会出现鲜血淋漓的军事政变；学校里的学生是不安的，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分数的公布，也许一分之差就划出重点与非重点的楚河汉界，从而决定阶级的分野——记得中学时候，一位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曾恶狠狠地对无辜的我们说：“不认真学习看你们怎么办，只有前五名将来能成为穿皮鞋的，后面的全都只能穿草鞋！”可怜的孩子们能够从容起来吗？北宋时小皇帝折了根柳条，道貌岸然的理学名臣、皇帝的老师程颐便跟过去说，这是伤害自然、有违天道的举动。小皇帝从此不再“从容”了。苏东坡说，这是扭曲人性的教育。然而到了今天，这样的教育从城市渗透到了农村，就连农村的孩子也远离了花草虫鱼，逐渐淡漠了对花草虫鱼的自然的情感。
没有人意识到丧失从容可能导致的恶果，因为要有这种意识，本身就需要某种从容的心态。我在床头贴上一条横幅，是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知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难很难。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4）
朴素
时下学者出版专著，扉页的自我简介中往往列上一大串头衔：教授、博导、奖获得者、学会理事、协会顾问、收入某某名人录之中。读者还没有开始阅读著作，便被这些显赫的招牌吓坏了。而我偶然读到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王瑶先生的一部著作时，却发现了这样几句自我介绍：“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是真正的幽默。在幽默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本色的朴素。学界泰斗的王瑶先生，终身保持着这种朴素。可惜我来到未名湖畔的时候，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无缘与乘单车横冲直撞的先生相遇。而先生的这段自我介绍，足以令今天一打两打的学者们为之汗颜。
我常常怀念那些这个时代所稀罕的品质，正如人们热心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朴素显然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到一名暴发的朋友家里去，他家里装修得让我眼花缭乱：水晶吊灯、柚木地板、大理石浴缸、希腊裸女像、真皮沙发，沙发旁边摆着一盆文竹。在这样的氛围内，文竹是那样格格不入——因为文竹是一种朴素的植物，把它摆在珠光宝气的客厅里，文竹难受，人也难受。主人浑然不觉，我却全身起鸡皮疙瘩，为文竹不忍，也为自己不忍，更为被亵渎的朴素而感到痛心。
世间没有靠得住的财富，而朴素却是一种绝对靠得住的品质，是人永远的财富。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联大八年，培养出一大批星光灿烂的杰出人物，自然科学家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华罗庚；人文学者有何炳棣、朱德熙、吴晗；文学家有穆旦、汪曾祺、郑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西南联大涌现出来的人才比三校前十年、二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朴素。
当时的师生，把学术作为第一任务。既没有条件也没有闲功夫追求舒适的生活。学生的衣着，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脚上是家制的布鞋或三元一双劣质皮鞋，露脚跟的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沾有三千四百公里征尘的粗布湘袜也有人穿。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吴大猷回忆说：“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无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希奇。”客观上，战时物资匮乏，无法享受锦袍华服；主观上，整个身心都浸到学术研究中，物质上但求温饱就行了。谁有才华、谁有成就，谁就受到尊敬；而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有权，谁就受到尊敬。西南联大奉行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朴素是生命的动力，放弃朴素，也就丧失了生命的动力。朴素既是坚持又是失去，失去的是无限膨胀着的享受欲，坚持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纯洁性。朴素与矫情、虚假及谎言无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官方的传记宣扬说，他的遗物只有几件打着补丁的外套和他喜欢的桦木鞋。这种“朴素”是制造出来的，因为稍有常识的苏联公民都知道：斯大林在国内有几十座豪华别墅。在别墅里，斯大林常常通宵达旦地大宴群臣。一桌山珍海味刚动一点，他就醉醺醺地吼叫：“换掉！”于是侍从连桌布一起撤下，又换上一桌美食。要把这样的领袖树为朴素的典型，只能弄巧成拙。二十世纪真正称得上朴素的政治领袖大概只有印度的圣雄甘地了。甘地以白布裹身，赤脚行走在祖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让自己的灵魂感受到土地的冷暖干湿。甘地从不为自己的影响力而骄傲，临终前他也只说了这么一句：“在这可爱的印度，有她的一个卑微的儿女，够坚强，够纯洁……”这种朴素是天地之气孕育出来的朴素，它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困厄、仇恨和麻木，甚至是死亡。我终于理解了这位衰弱的、瘦小的老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两个字——朴素。
我喜欢穿朴素的衣服，喜欢听朴素的歌曲，喜欢读朴素的诗句，如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真理往往是最朴素不过的，这两联像大白话一样朴素的诗句，却道出了生与死、个体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的纠葛的真相。我喜欢朴素的朋友，有空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喝一杯并不名贵的茶，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怀。我喜欢朴素的女孩，从她的身上能嗅出自然的芬芳，感受到女性天赋的灵气。朴素是少女最好的打扮，因为少女正当好年华。我喜欢朴素的生活，朴素却并不粗陋，朴素却并不苍白的生活。带着几分诗意，几分满足，几分感激，迎接每一天的阳光雨露。不羡慕别人，也不夸耀自己，欣赏自己所欣赏的一切，离开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这种朴素，岂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法国浪漫派大师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杰作《阿达拉》的楔子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壮观的密西西比河和两岸艳丽多采的美洲原野风光。然而，他在下一部小说《勒内》的结尾却冷静而忧伤地写道：“密西西比河在离发源地不远处只是一条河水清澈的小溪，有那么一天，它突然厌倦了这种状态，它向高山索要雪水，向激流索要大水，向暴风索要雨水，它终于跨过河岸毁坏了身旁的树木。起先，高傲的小溪对其威力洋洋得意，但是，当它发现留在它身后的是一片荒凉，它只能孤零零地独自向前流去，而且已经混浊不清时，它为失去了大自然为它挖就的简陋河床，为失去了小鸟、鲜花、树木和其他小溪——在它平静地流淌时的朴实同伴——而懊悔莫及。”
密西西比河是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专一
时下，大学兴起“考证热”。许多毕业生去求职时，往往带着一大叠证书，以证明自己有着多方面的才华，是复合型的人才，然而“考证热”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受着各种花花绿绿的证书的诱惑，学生们逐渐把精力从专业课的学习上转移到考取各种“证书”上。我有一个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