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袄戏鹨保猿啤芭拧薄Ｎ胰澳切┞裢房喽痢对返那嗄昝牵谖切┪淖终鄯耐保环料胂胩偷钌系哪且荒弧！ �
纵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其间的人文空气虽不能说没有，但确乎稀薄得可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透视今日之学界，许多疑团都昭然若揭。由思想大师的路数走向学术大师的路数，既有“文人传统”的惯性，也有对其反拨的一面。知识界大抵出于两种情绪：一是厌恶，是对千年以来，知识人“政治化”的厌恶。二是害怕，是对卷入政治漩涡后所造成的知识和人的悲剧害怕。两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决定着当代知识界的选择。这两种感情，显然并非“平常心”。因而所作的选择，依然没有逃脱情绪化的怪圈，大大地削弱了反思的深刻程度，也降低了回应挑战时的理性色彩。论题像一个放久了的水果一样，不知不觉地变了质：本来是“知识人应该怎样参予现实政治”，却变成了“知识人应不应该参予现实政治”，并且给出否定的回答。这样的做法，就好似古代治病时常用的“放血手术”。放血之后，病人的情况似乎能一度好转，恢复了精神和活力，实际上却对病情无补。病人患的是败血病，仅仅放血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追究“血为何而败”，并拿出让败坏了血恢复鲜活的实际医疗措施来，这才是“治本”。然而，今天的学界，意识到要对我们的“文人传统”真正“洁本”的人少之又少，人人都在急着“放血”。
我认为，缺乏人文传统的中国知识界需要从俄罗斯精神和法兰西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成份，重新建构一种健全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我们既应该是“思想中的人”，也应该是“行动中的人”，正如加缪所说，参与时代又脱离于时代，时而在庐山之中，时而在庐山之外。做一名在从事知识生产的同时又批判现实的学者，而不放弃学者的宝贵身份，去充当政治家。关于知识分子、士、文化人的概念，我很难作出准确的辨析，姑且取其交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早在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学研究中被启用。一九九六年，法国著名作家朱利亚和维勒克主编《法国知识分子字典》，以崭新的时代观念再一次定义和筛选法兰西知识分子。主编以“心灵的自由”为主要判断标准，不但收入了许多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艺术家，也纳入了不少为人类带来“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却无情地放逐了绝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因为，政治人物不可能拥有“心灵的自由”。知识人最忌讳的便是成为“政治人物”，后者终究会将前者吞噬。所以，不管鲁迅与陈寅恪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却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保持了心灵的自由。《法国知识分子字典》提供了一个信息，也预示了一个方向。
“文人”是缺乏反思能力的，我期待着真正意义的“学人”在中国的诞生。他们既能反思“学”，又能反思“人”，还能反思“学人”。我想以福柯关于“真理”的一段论述结束本文：“真理乃是世界中的一件事物，它只是依赖复杂的权力形式而产生的。而且，它引发有规律的权力效应。每一个社会背后皆有真理制度，有其真理的‘一般经济学’——它所接受的、并像真理一样行使的话语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区分真伪陈述的机制和情境；将价值同获得真理的技巧调和；被指定为陈述真理的人的地位。”
福柯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思想的起点；而终点，像恒星般遥不可及。
第二辑·反叛之后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1）
对于一八九八年发动保卫德雷弗斯上尉运动的那一群人而言，“知识分子”一词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批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
一九八七年，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学者拉塞尔·雅各比敲响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和这个阶层的丧钟。该书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左拉当年的《我控诉》，不过左拉控诉的是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政权，而雅各比则是声讨脱离现实的当代学术和当代学者。雅各比认为：社会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美国知识分子，多半以私人身份露面，他们的书只是为同事写的，圈外人很难读懂；他们的批评文章，受界限分明的学科所制约。一个大学教授的“社会性”或“公共性”很难超出大学校园。主宰知识生活的是一批学术专门家，而不是一批深知世故的通才。对此，雅各比哀叹道：“激进的社会学家成百上千，就是没有一个威尔逊。如果西部边疆的开拓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告一段落的，文化边疆的开拓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结束的。”
知识分子的历史真的结束了吗？
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是谁呢？
学术与意识形态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纠结，在东西文明诞生之初便是一大问题。东西方不同的处理方式，决定了双方迥异的知识谱系。
以希腊文明为例，希腊哲学显然不是纯粹的哲学。哲学家的目的是：一、了解人及其宇宙的本质；二、确定人与宇宙的关系；三、为人类寻求明智而美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希腊哲学发展出四大领域：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希腊人的伟大天才在于，他们能够认识到安定和进步可并存。在他们看来，一个合理的、协调的、稳定的、而且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个人和集体完全可能同时发展。正是这种毫无偏激和具有社会责任感前提下的个人自由精神，表明了希腊人明确的现代性。
我认为，希腊文化的精髓在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互相尊重。学术不必直接服务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不刻意干涉学术自由。学术的自由，是广泛的公民自由的组成部分。伯利克里曾经在公民大会上讲演道：“我们享有的自由适用于日常生活，我们并不互相猜忌，倘若我们的邻居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并不责备他……雅典市民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并不忽视公众事务。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国家的人不单并非无害，而且无用；虽然只有很少人能制定政策，但我们全部可以判断政策的优劣。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是政治行动中的阻力，而是达到明智行为的必要措施。”这段话切不可等闲视之，它所阐述的原则，完全可以作西方政治史和学术史的基石。
学术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无自由则无学术。中国似乎只有意识形态史，而无学术史。儒学自诞生之初便被“国家化”，取得独尊的地位后，自身的思想活力便完全丧失了。中国的学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暴露出它作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知识形态的全部弱点。在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天人合一”，这种“合一”乃建立在对自然顺应的基础上，因而自然主要不是作为人类探索、认识和作用的对象，而是顺从和依赖的对象。这种“天人合一”与当代环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却错误地将它当作一块批判西方、拯救世界“新大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命境界。相反，中国文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到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厘定上，从孔孟、老庄到魏晋玄学，到佛教禅宗，到陆王心学，是一条从本心获取欢乐的重要线索，追求一种超稳定感的人生哲学。这样，中国传统学术缺乏与现代文明接触的“科学理性”，囿于无所不在的“伦理理性”，最终沦为官方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奴婢。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没有根本动摇“六经”的神圣地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六经完全抛在一边呢？
过去：否定或怀念
我想往八十年代，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搭上八十年代的未班车。最近，肖全出版了他的一本摄影集《我们这代人》，包括了八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文化精英（当然，更优秀的若干人士可能无法还处于露面的状态），我能从照片上捕捉到他们昔日飞扬的神采。
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怎么高估也不过份，只有“五四”一代人能与他们并肩而立。他们有三个宝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予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分的空前自觉，他们希望在短暂的十年时间里完成西方知识分子数百年的历史使命。于是，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相反的命题，并置于同一时代的呼号之中。
我拒绝那些嘲讽、指责、否定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的声音。九十年代，充满恶意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一批冒充“先知”的“后知”，通过蔑视别人所承担的苦难来示自己的高明，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太高明。一边享受着前人用鲜血换来的财富，一边指责前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妥，这未免太无耻了。把无耻当新潮，把赏玩当优雅，把怯懦当聪明，确实是九十年代学术界的新景观。
新潮学者们很喜欢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杰姆逊，那么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杰姆逊在《马克思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惟一主义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新潮派吮吸着西方的乳汁，却恶毒地责骂替他们肩起闸门、放他们跑到光明里去的前辈。他们把过去的事件“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其目的不过是替自己在历史上“叙述”出一个“崇高人位置”，而自身实在不那么“崇高”，便只好用“打倒崇高”来证明自己的“崇高”了。
我们薄情寡恩地对待十年前的先行者们，美国知识界却对本世纪初的纽约文化人悠然神往，充满了思故和怀旧的情感。
二十世纪三四十和五十年代，在纽约有一批围绕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如菲利普·拉夫、爱蒙德·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艾尔弗莱德·卡津、欧文、和丹尼尔·贝尔，他们形成了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这批人以桀骜不驯著称，他们的文体为“自由作家的锐气、孤高自傲和穷追猛打”的结合。
《党派评论》重视思想观念，重视在发行量少但读者层次高的刊物间发起论争，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称《党派评论》为“美国知识界的喉舌”。他们喜欢写散文；虽然题材广泛，要求偏高，但没有晦涩的术语。这些文章是专家专心致志写的，却又有反对专门家的心态表露，评文论政，得心应手，文未点题，得出道义上的结论。他们似乎在永无休止地争论，这些争论反映了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政治挑战，引起的共鸣，反过来又给这些作家以一种远为广泛的影响。他们是一批重视其冷眼旁观的地位的反对派人物，对常规的智慧总要表示不同意见。卡津指出：“即使内心同意也要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跟着主流文化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豪说：“异化是我们引以自豪的自我评价。”
那些能够称之为“金本位”的著作，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