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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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乎与季老的论点天然契合，但仔细一思考，却有质的差别。东坡认为，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先得在庐山之中远近高低地认真观察，然后再跳到庐山之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透彻了悟庐山之真髓。“出乎其外”固然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入乎其内”亦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王国维所说的“人生三境”，乃是像登楼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走，先有“独上高楼”，才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直到第三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手到擒来”的前提乃是“铁鞋踏破”，天上是不可能掉下馅饼来的。
世上没有空中楼阁，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季老却在这上面稀里糊涂。“偶尔也能搔到痒处，谈到点子上。”真的如此么？倘若一个人仅仅是站在门外，他能仅靠幻想就准确地洞悉室内的一切吗？我想，还是该老老实实地到门内走一走、看一看，从兵器库里取出十八船兵器，然后一路杀将出来，方能成圣成佛。否则，墙上芦苇的日子可不好过，一阵风来便东倒西歪。季老又说，“但我其他的工作毕竟还是太多，太杂、太急。没有能读完全书，被迫放下。”就连所要论及的著作都没有读完，一切议论岂不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不过，武侠小说中一流的高手能以“内力”伤人，隔空打物，想必像季老这样学富五车者，或许拥有此等本领。
谁失语啦？
“失语”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的感受。我们已难于描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难于对当下的问题发言，我们拥有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被悬空了。具体到文学批评界，“失语”的感受更有切肤之痛。批评的缺席和批评家的焦灼，已然是一个令批评界难堪的事实。
但季老自有的他的高论，“一读到中国文学，我认为，患‘失语症’的不是我们中国文论，而正是西方文论。”此语堪称石破天惊。
首先，“中国文学”是指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抑或两者都包括？若是古代文学，自然可以用古代文论来批评。但古代文论已是用钝的武器，要有新的研究成果，必须引进西方文论方能庖丁解牛——例如有的研究者引进西方心理学来分析《红楼梦》，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十分锐利。关键是看如何使用，而不是“能不能用”。倘若挂羊头卖狗肉，自然是“失语”，但“失语”之罪过，难道能推到西方文论身上吗？倘若做到水乳交融，未尝不会别开生面，新瓶装旧酒。再看现当代文学，它的质地与古代文学已有天壤之别。我想给季老出个难题：您不妨用古代文论的一套语言，如“风骨”、“气象”等来阐释一下极具先锋性的现代汉诗，若能解释得通，我就接受您的理论。再举个例，如林白、海男、陈染等女性先锋作家的一系列作品，如何用古代文论阐释？可以想象，季老捧读这些年轻女子的小说时，眉头不知皱到怎样的地步。
季老说，“我们中国文论家必须改弦更张，先彻底摆脱西方文论的枷锁，回归自我，仔细检查、阐释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传统的术语，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不禁要反问：西方文论难道能偏激地看作“枷锁”吗？近代以来，几代文论家都在致力于引进西方文论，引进的西方文论在中国近、现代文论中一直在唱主角。迄今为止，它们已内化为我们的“传统”的一部分（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二十世纪难道不也是无法回避的“传统”吗？），岂是能我们能够“彻底摆脱”的？这是邯郸学步的幼稚想法。季老的这段话中，“检查”、“阐释”、“术语”、“建构”、“话语体系”等名词显然是西方文论中的术语，可见他自己就没能“彻底摆脱”。有谁能搬起自己正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呢？即使是大力士参孙也不能。季老自以为没有“失语”，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古代文论家又听得懂几句呢？
分析与综合
季先生认为，中外文论的根本差异在思维方式上，“我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的。”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具体到文论上，中国古代文论虽然运用一系列玄之又玄的概念，但综合的能力却差劲得很，真正有点体系精神的两千年里只有一部《文心雕龙》。而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诗学》以来，有宏大体系的理论著作就层出不穷。
再看对待作品的态度。季先生把西方规定为“分析”，便认定西方文论家都像外科大夫一样，冷静地拿着解析刀，对作品进行严谨科学的解剖。但是，倘若读几本西方文论巨著，我便发现全不是那回事。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以及歌德的谈话录等，都把文学及文学家看作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特世界，具有相当高明的整体观照的眼光。西方的现代当代文论，更是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成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反，中国的小说评点，反倒更像季先生所说的“分析”——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品评，鉴赏和体味，有时到了入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
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若硬要用一两个词概括东西文化的差异，那么必然带来谬误与偏差。这种极为危险的做法，稍有头脑的学人都“远观而不亵玩焉。”倘在两种文明接触之初，作如此简单、明了、青菜豆腐一目了然的区分，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对自我和他者都未能充分认识，只好匆匆抓住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季老还作这样的区分，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以为只有初中学生才会这样思考。看来，老人的思路确乎“返老还童”，回到童年时代去了。
此“混沌”与彼“混沌”
季先生从“混沌学”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支撑点。本世纪以来，混沌学和模糊学在西方成为显学，这似乎足以证明东方早已领先于西方，因为中国早就有了混沌学。季文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条目，如形容嵇康的几句名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描述一个的容貌气质，比起西方作家不遗余力地从头发写到鞋子来，不是混沌又是什么呢？
因此，季先生理直气壮地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宣布真理在握的老人，把玻璃珠当珍珠，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季先生的这段豪言壮语，比之乾隆皇帝当年训斥英国使者的话毫不逊色。“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连“混沌”我们也早就玩腻了，你们还来拾我们的牙慧。
季先生自己说，“可惜我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微。我读过上面说到的几本书，也是生吞活剥，不甚了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搞懂以后再发言，没搞懂之前先保持沉默。季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只能从最大的宏观上来体会这几部书和这两门新学科的意义。”这就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在“生吞活剥、不甚了了”的前提下，能够达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吗？
正因为“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幻觉便出现了：季先生将“此混沌”与“彼混沌”混为一谈，干脆将两种“混沌”煮成一锅“馄饨”吃。其实，“此混沌”与“彼混沌”的差别有如波音飞机与明朝时万户自制的木头“飞机”之间的差别。不过，国粹派硬要把万户视为飞机的发明者，为他申请专利，我也没有办法阻拦。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在向东方靠拢，他们也不过是向《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时代靠拢，向我们的老祖宗靠拢，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创造了什么？季先生没有谈“当下”的问题。这是老人的聪明，在回忆中总能找到慰藉。这也是阿Q的愚昧，因为他说“我爷爷比你阔多了”的时候，总是他被欺辱的时候。
拿来与送去
文章的最后，季先生又愤愤不平地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中国无一人获奖，这是一个让每个爱国心高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症结何在呢？季先生认为，“简单明了地说一句话：这出于西方某一些，特别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些汉学家等人的偏见。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显露之际，竟还有一些西方人把枕头垫得高高地做着甜美的‘天子之梦’，对中国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对而言，中国虽不能说没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了解欧美情况。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将来一旦有事，优劣之势立见，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不了解中国，季先生将其归结到道德评判上。本来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足以让西方了解的程度，而西方则已经民主富强到中国非得了解不可的程度。但季先生巧妙地一转换，居然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心胸宽广、富于智慧的论据。当年的阿Q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阿Q是文盲，季老是国学大师。
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季老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宏扬“送出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那么，季先生今天拿什么送出去呢？拿《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兼八股？拿它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个落花流水？
回到当代文学上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实绩，稍微对其有点关注的人都一清二楚：没有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也没有一部不朽的巨著，尽管有的侃爷宣称“一不小心写出《红楼梦》”，有的大腕说“五十个鲁迅还了得！”既然如此，何必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季先生对当代文学有几分了解？您能点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能获奖，比那些西方的“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优秀？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把落后当作进步；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的权威者。读完《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我感慨万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保持心灵的自由、进行理性的思考、追求纯粹的知识？睁着眼睛说瞎话，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学风，何日方休？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知·行·游
——重读杨绛
并非逍遥的“逍遥游”
久被埋没的钱钟书、杨绛伉俪，近年来如当代文化中的一对名剑，受到世人瞩目。有论者称：“钱钟书如英气流动的雄剑，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胡河清语）杨绛以《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几本不大的书展示了她对东方佛道境界的高深体认，其雍容自若的风格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