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屋子与窗户-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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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3）
二十八
秦主生夜食枣多，旦而有疾，召太医令程延，使诊之。延曰：“陛下无它疾，食枣多耳。”生怒曰：“汝非圣人，安知吾食枣！”遂斩之。
跟暴君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程延不愧为名医，一下子便找到了病根，没想到反倒遭杀身之祸。如果没有找到病根呢？那么，皇帝一定会斥责他说：“庸医，敢为天子治病！”把暴君当作有理智的人看待，无异于缘木求鱼。然而，这样的行径，一直被儒生们奉为最高典范。儒家经典的作用，无非就是教书生们如何做一个忠臣孝子（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则舍孝子而做忠臣）。
对明代的方孝儒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胡风，我都有些不以为然：哀其不幸，怒其“愚争”。他们的愚忠最后不仅枉送卿卿性命和自由之身，而且还连累了数以千百计的“九族”。观看那些千篇一律的、乏味的忠臣的故事的时候，我个人的意见是：若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二十九
在谈玄方面，王衍是大师；在治国方面，王衍是白痴。桓温北望中原，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记室陈郡袁宏曰：“运有光废，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苦一羸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桓温是曹操一类的实干家，自然瞧不起那些只会务虚的文人。“千斤大牛”的比喻确实很切合某些鸿儒。中国的教育，在培养纸上谈兵的赵括式的人物上，一直有其独到之处。今日学界，某些权据要津的大人物，不过是“千斤大牛”罢了。后来，柳宗元写了一篇寓言《黔之驴》，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千斤大牛”与“黔之驴”乃是一对挛生兄弟。我愿做一只老虎，将他们逐出中国的土地。
三十
燕国的左光禄大夫乙逸为官谨慎，而他的儿子乙璋却奢华享乐。逸常忧其败，而璋更被擢任，历中书令、御史中丞。逸乃叹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仅能免罪。璋不治节检，专为奢纵，而更居清显，此岂唯璋之忝幸，实时世之陵夷也。”
乙逸的最后一句话颇值得再三玩味。世道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恶能游刃有余，善却寸步难行。“陵夷”二字是对乙逸这样的老实人而言的，而对乙璋之类的“太子党”而言，道路实在太平坦了，比高速公路还要平坦。所谓善恶有报，只是小说戏曲中书呆子们的一厢情愿罢了，世风从来都是“好人命不长，恶人活千年”。
三十一
秦主生醉中决事，乘醉多所杀戮。自以为眇目，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豕、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
在我看过的一些美国心理片中，残忍的连环杀手多是身体有缺陷的家伙。杀戮也许是弥补缺陷的惟一方法。秦主若是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介平民，他的问题自可去找心理医生解决，可惜的是，他当上了专制时代的君主。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终有决堤的一天。就像某些人，脸上有块胎记，便对脸上没有胎记的人恨之入骨，于是他的胎记越长越大了。我常常想，“直面”是惟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人们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干脆学习驼鸟，埋首入沙堆。
三十二
秦主生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出斩之。它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日：“汝谤我也！”亦斩之。
真正的专制者，是连歌颂也不允许的。清朝的文字狱，被杀头的大半是上书歌功颂德的书呆子。鲁迅说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这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是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奇怪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这么简单的道理却没有人明白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一个个气吞万里如虎，我却看透了他们：骨子里是小绵羊一样的乖孩子，他们在中国对美国说“不”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相反还会有巨大的收益）。可惜的是，这群乖孩子没赶上那个时代，到秦主的治下去尝尝“说不”的滋味，如何？
三十三
后秦王苌与群臣饮，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朝秦，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下不耻以陛下为天子，民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耻是相对的，正如道德本身也是相对的：道德是一根警棍，被有权力的人拿来痛打没有权力的人。《镜花缘》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言必称道德的国度，恰恰是最缺乏道德的国度。
三十四
魏主珪徙军常山之九门。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 珪曰：“此固天命，将苦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
统治者向来不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威廉·詹姆斯说：“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惟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这实际上就是魏主珪的言外之意。这是一个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又想起鲁迅的一段话来：“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老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华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鲁迅看透了皇帝其实都是吃人者的领袖，而中国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吃人者抹去他们嘴角的血迹的餐巾纸。
老百姓的生存能力与生殖能力都是极端顽强的，统治者不必担心他们死绝，因此皇帝才得意洋洋地宣布“何患无民”。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洋洋三大卷的《古拉格群岛》，其核心便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何以变得不是“人”？而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有了答案：不把人当“人”看，是统治的最高境界。也只有不把人当“人”看，统治才能持久。
三十五
秦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擒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耳！”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即使是马克·吐温这样的幽默大师也写不出这样的场面来。王始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临终之言，不仅可以压倒魏晋名士们对清谈，而且也不逊色于近世以来烈士们就义前高呼的“某某某万岁！”王始人如其名，有始有终，为理想而捐躯，理应迎入先贤祠，吃几斤冷猪肉，喝几瓶掺水的假酒。
无论是为了当皇帝还是所谓“为万民谋幸福”而被砍头，都是中了死神的阴谋。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零零碎碎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能否成为死者们的安慰呢？王始心满意足地死去了，以皇帝的身份死去。王始的子孙们呢？
三十六
桓玄篡夺东晋政权后，以前代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
统治者大多好名，好名者必如桓玄这般费尽心思制造“隐士”。从这里可以发现，真的隐士原本就不存在，隐只是一种姿态，一条终南捷径。《北山移文》写隐士的心态，传神绘影。以前人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出世和入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实两种选择都是一样的：都是花瓶的命运。
惟一能与这则故事平分秋色的时事是：据报载，武汉某医院开办修补处女膜的业务，应诊者如云，大多是准备从良的妓女。我觉得，即使她们也比“隐士”们更加高尚。
三十七
燕王熙的皇后符氏卒，熙哭之懑绝，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案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
无独有偶，《史记》载，汉武帝时，卫后找到失散在民间的兄弟卫青，两人在宫中见面。卫后大哭，而宫女太监皆“助哭”。太史公用“助哭”二字，堪称神来之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臣迫于无奈，口含辛辣之物让自己泪如泉涌，倒也是另一种忠心。近读《古拉格群岛》，写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个个痛哭流涕，索尔仁尼琴在人群中，也不得不装出悲哀的样子，尽管他心里恨透了这位“教父”。
判断专制与民主，标准之一是：看这种制度是否企图控制人们的感情。
三十八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细读史书，我才发现夏国其实是最弱小的一个国家。夏主患的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语言文字征服病。鲁迅为此塑造了一个典型：阿Q。阿Q对王胡、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态度，跟夏主对魏、宋、凉、朔的态度一模一样。汉语真有反败为胜的魅力吗？至少我就不相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患上了这种顽疾，台北市的马路皆以大陆各省省名冠之，如“四川路”、“浙江路”等等。既可怀旧，亦可壮胆。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为名字一改，就“光复”了大陆锦绣的江山。
靠文字为生的人都是弱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三十九
竟陵王刘诞平反被镇压之后，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馀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馀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然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
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是安放一桌吃人筵席的地方。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愤愤不平：礼义之邦，个个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连蚂蚁也不会踩死一只，何来吃人？说这些话的，都是些跟摩天大楼一样高耸入云的大学者，如钱穆、如季羡林。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读过《通鉴》。他们能否解释：既然传统文化如此美好，为何孕育出无数个像宗越这样的杀人狂来？
苛政岂止猛于虎！虎吞噬其他的生命，不过是因为肚子饿，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倘若吃饱了，像在动物园的笼子中那么舒服，它绝对不会主动去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