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中短篇小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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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要谈谈托马斯·曼三个以艺术家为主题的重要中篇小说。
《托尼奥·克勒格尔》是托马斯·曼二十八岁时的作品，发表于一九○三年。据说这是作者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或多或少带有个人自传的成分。托尼奥的家庭出身和经历，有许多地方同作家本人的情况相似。小说揭示了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以及理性与生活的关系，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的心声，指出了一个作家应当选择的道路。作者借托尼奥之口道出了他的艺术观：“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从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作家，那正是我这种对人性、对生活、对普通事物的平民式的爱。一切温暖、善良和诙谐都来自这种爱。”这说明了托马斯·曼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人民的。
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特里斯坦》，也是一部描写艺术与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光彩夺目的作品。故事以一座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与科勒特扬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的病态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扬之口，揭示了人们崇拜金钱、蔑视艺术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则精心刻画了作家史平奈尔的形象，把上世纪末那种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艺术家的本质生动地勾勒出来。托马斯·曼是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来描写这些人物的，对这种无病呻吟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显然持否定态度。艺术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读这篇小说后应当仔细思索的问题。
译者前言（6）
托马斯·曼写了不少中篇小说，其中最负盛名的首推《死于威尼斯》。像《托尼奥·克勒格尔》和《特里斯坦》一样，它也是一部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它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阔，主题思想也更加深刻。西方文学界很推崇这篇小说，目为世界文学名著，而托马斯·曼本人也认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他曾说：“《死于威尼斯》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结晶品，这是一种结构，一个形象，从许许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辉。它蕴含着无数隐喻；当作品成型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禁为之目眩。”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从意大利归国后所写，一九一二年问世。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个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献身于创作，一心想攀登艺术的高峰。长年累月辛勤的劳动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气，到国外调剂一下疲惫的身心。他选中威尼斯作为目的地，在那儿度过了不少炎热的夏日。他在饭店里遇见一个非常俊美的波兰籍男孩，他认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甚至为他神魂颠倒。不久，威尼斯疫疠横行，外侨纷纷回国，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险，却偏偏不肯离开，宁愿守在孩子身边，最后终于死在海滩旁。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孤芳自赏，远离人民群众，但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对当时的社会抱批判态度。他对社会上种种庸俗、浅薄的东西都看不入眼，对那个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在托马斯·曼的心灵上打下了烙印。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经济萧条，德国当然也不例外。马克贬值，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而青年们在动荡不安的现实下显得十分消沉。一九二五年的《颠倒错乱和早年的伤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作者除真实地描写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思想动态外，还以精湛的艺术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书中的历史教授科内利乌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故事环绕青年们一次家庭舞会层层展开，这里既有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又有发人深思的哲理。作者本人很欣赏这篇小说，认为它是自己中篇小说中最佳的作品之一。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引起了托马斯·曼的关注与忧虑。他曾说过：“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组成统一战线，使战争狂人不敢轻举妄动。”一九三○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就是作者投向法西斯的一把利刃。小说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为素材，描写正直、朴实的侍者马里奥与魔术师奇博拉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奇博拉魔鞭的呼啸声中，群众只能俯首帖耳，一切听凭他的摆布，马里奥最初也中了他的魔法，但不久就清醒过来，认识了对方的狰狞面目，毅然把他一枪打死。很明显，魔术师奇博拉是法西斯分子的象征，而马里奥则代表人民。小说的结尾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开始时很容易受法西斯的蛊惑和愚弄，但一旦清醒过来，就威力无穷，并起而反抗，置它于死地。由于这是一篇意味深长的政治小说，出版后不久即被墨索里尼政府列入禁书名单。这个中篇小说不但有鲜明的政治内容，也有较高的艺术性。作者对许多场景都作了绘声绘色的处理，读来扣人心弦。可以说，《马里奥和魔术师》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托马斯·曼深受叔本华、尼采、瓦格纳等人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早期创作上难免有一些唯美主义的痕迹和其消极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艺术家，看来我是异乎寻常地早熟的……可是就政治而论，我敢断言我的成熟十分缓慢。”但在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他的头脑日趋清醒，逐渐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三十年代后则更为进步，能用他的文章和演说同法西斯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对社会主义也有一定认识，曾撰有《反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大蠢事》一文，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尚持保留态度。他以真知灼见和敏锐的观察力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并通过各种体裁的小说和文章对帝国主义敲响了丧钟，不愧为二十世纪德国继往开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译者前言（7）
托马斯·曼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以及受某些古典作家的影响，他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消极的，其表现形式仅仅是同情弱者和不幸者及谴责恶势力，这在他早期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历历可见。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他的人道主义有了积极的、进步的内涵：他支持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政权，还尖锐批评某些国家在慕尼黑的出卖行为。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在纽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说：“和平力量应当强大，为的是能给那些除暴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暴徒们以反击……自由应当强大，它应当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权自卫……一切希望德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人，应在这个自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在演讲中说：“德国的听众们，欧洲一旦解放，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社会的人道主义已提上议事日程，当法西斯主义的丑脸刚在世界上露头，它便已出现在优秀的人们的眼前。它，这个人道主义，是真正新的、年轻的和革命的事物，一旦它砸烂了恶棍的脑袋，它便将决定欧洲外在和内在的面貌。”在他七十五岁寿辰之前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他也强调要在这“反人道精神的时代”中“保卫人道主义”。
在创作上，托马斯·曼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他的中、短篇小说的结构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情节、构思及人物的塑造上均下过一番功夫，每个词都经过仔细的斟酌，文笔细腻生动，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德国的语言大师。传记作家德·德·门德尔松把他誉为“语言的魔术师”，也许并不过分。他的中、短篇小说既保留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优秀传统，有完整的故事性，情节纳入一目了然的时间与空间范畴之内，又采用了现代派的某些写作技巧（如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和隐喻等），因而能赢得世界各国广大的读者群。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善于把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觉、记忆与印象交织在一起，其中还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赫对人生与美学问题的思考和精神生活的探索。阿申巴赫在确切地得悉威尼斯瘟疫流行的那天夜间，曾做了一个噩梦，作者是这样来描述这个怪诞的梦境的：
……在破雾而出的霞光中，从森林茂密的高原上，在一枝枝巨大的树干之间和长满青苔的岩石中间，一群人畜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像旋风般地走来。这是一群声势汹汹的乌合之众，他们漫山遍野而来，手执通明的火炬，在一片喧腾中围成一圈，蹁跹乱舞。……这些人兴奋若狂，高声喊叫，但叫声里却有一种柔和的清音，拖着“乌——乌”的袅袅尾声。这声音是那么甜润，又是那么粗犷，他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它像牡鹿的鸣叫声那样在空中回荡，接着，狂欢的人群中就有许多声音跟着应和，他们在喊声下相互推挤奔逐，跳起舞来，两手两脚扭摆着，他们永远不让这种声音止息。但渗透着和支配着各种声音的，却依然是这深沉而悠扬的笛声。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这番景象，同时还得不顾羞耻地呆呆等待他们的酒宴和盛大的献祭。对于此时此地的他，这种笛声也不是很有诱惑力么？他惊恐万状，对自己信奉的上帝怀着一片至诚的心，要竭力卫护它，而对异端则深恶痛绝：它对人类的自制力和尊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喧闹声和咆哮声震撼着山岳，使它们发出一阵阵的回响。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几乎达到令人着魔的疯狂程度。尘雾使他透不过气来——山羊腥臭的气味，人们喘着气的一股味儿，还有一潭死水散发出的浊气，再加上他所熟悉的一种气味：那就是创伤和流行病的气味。……
这里，作者把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与梦境、感觉与幻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中，“乌——乌”的“乌”字是阿申巴赫所依恋的美少年塔齐奥的“奥”字的变音，白天里，他常听到塔齐奥的母亲或别的家人总是用这副腔儿叫喊这个少年；而山羊和野蛮人的腥臭味，则显然是他白昼闻到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了。
对自然界与景物的描写，也是托马斯·曼所十分擅长的。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对旭日从海面上升起的景象作了如下描绘：
……天际开始展现一片玫瑰色，焕发出明灿灿的瑰丽得难以形容的华光；一朵朵初生的云彩被霞光染得亮亮的，飘浮在玫瑰色与淡蓝色的薄雾中，像一个个伫立在旁的丘比特爱神。海面上泛起一阵紫色的光，漫射的光辉似乎在滚滚的海浪上面翻腾；从地平线到天顶，似乎有无数金色的长矛忽上忽下，闪烁不定——这时，熹微的曙光已变成耀眼的光芒，一团烈焰似的火球显示出天神般的威力，悄悄地向上升腾，终于，太阳神驾着疾驰的骏马，在大地上冉冉升起。……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托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