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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细说三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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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被杀,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这一天,汉献帝小病初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后汉书•;献帝纪》,说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杀的地点,是宫城的北掖门。动手杀他的,先是吕布的小同乡、官居骑都尉的并州五原人李肃,李肃仅仅砍伤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滚下马车,吕布接着用长矛一刺,就结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滚下马车之时,还不知道吕布已经对他变心,大叫“吕布何在?”吕布取出士孙瑞所写的献帝诏书,说:“有诏,讨贼臣。”(士孙瑞是右扶风人,官居尚书仆射,这尚书仆射之官,到了北周与隋唐之时,才十分重要;在东汉之时还不过是皇帝面前的一种类似文书科副科长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宫内宫外的兵士都高呼万岁,许多老百姓跑到街上来唱歌跳舞,也颇有一些人卖了珍珠宝玉与好衣裳,去买酒买肉,大吃一顿的。董卓,的确是坏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他的尸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捻子在肚脐眼里,当蜡烛,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绍、袁术家的门生故吏,集合起来,把董卓的尸首烧了,烧成灰,散布在街道上,出气,这些话,《三国演义》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于杀了董卓以后,被献帝加给了“录尚书事”的实权。吕布被封为温侯,任命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假节,是姑且准许“持节”;“节”是皇帝所颁给的一种长于西洋人所持有的“权杖”。仪同三司,是仪队及威风,比照司徒、司空、司马,这三个“司”字号的三公级大官(司马这时候已经改称为太尉)。 
  王允以“司徒,录尚书事”的权利,请献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为征西将军,派皇甫嵩到长安西南的郿坞,没收董卓屯聚在该处的财货,结果没收了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与堆积如山的衣料、珍宝玩物。住在郿坞的董卓的九十岁母亲,官居左将军、封为(雩阝)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起被杀。这种一人获罪,全家遭殃的现象,是汉朝法律的一大污点,叫做“族”,又叫做“族诛”。罪大的,不止诛灭一族,会灭三族。董卓所受的处罚,是“夷三族”。 
  当年,宦官张让、赵忠等人,杀了外戚何进,袁绍、袁术等人又杀了全部宦官以后,实实在在是给了董卓一个拨乱反治的机会,而董卓胡搅一顿,造成了函谷关以东诸州、诸郡的割据。现在,董卓既死,这也是给了王允一个新的拨乱反治的机会。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够,虽不是有心胡搅,却把函谷关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惨。 
  他派吕布去陕县,打董卓的女婿牛辅。牛辅被消灭了,牛辅的部下三个校尉李傕、郭氾、张济,希望王允赦免他们,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尝没有理由。李、郭、张三人曾经在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屠杀了他们部队之中的王允同乡——并州人,几百个男男女女)。 
  王允和吕布均是并州人;董卓、李傕、郭氾、张济,都是凉州人。他们之间的仇恨,扩大为两州之间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王允为中心的长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国统一的机会,而且也失去了维持“三辅”(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治安的机会。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从陕县杀到长安,董卓的另一部将樊稠,也入了伙。吕布抵挡他们不住,离开长安,去南阳,投奔袁术。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虏,与他家里的十几口人一齐被杀。 
  长安朝廷,靠了几位老臣勉强维持。这几位,是先后担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录尚书事”的赵谦、杨彪、皇甫嵩、马日(石单)、周忠、朱儁。他们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为将军,总算换得了三个月的苟安。 
  在这三个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还有黄琬一家。黄琬是司隶校尉,在执行维持京师治安之时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队。 
  李傕自己于九月间兼了司隶校尉;同时,由普通的将军升为仅次于大将军的车骑将军。当时,朝廷中没有大将军;大将军不是常设的官位。 
  李傕而且“开府”,有了自己的机构,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将军偶尔也有“大将军府”。 
  李傕又获得了“假节”,得到皇帝所“姑且颁给”的“节”(权杖)。这个节,类似明朝以后所谓的“上方宝剑”。 
  郭氾与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别取得了后将军与右将军的官阶;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开了府,他们三人的府,与“三公”的府并列,号称“六府”。他们三人“共秉朝政”,渐渐地不把“三公”看在眼里:只用他们自己的私人为大小官吏。 
  再以后,他们竟然把长安京城分为三个“防区”,各管一区,这三个区,没有一个区治理得好;他们三人的兵都毫无纪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隶。 
  张济的力量,比不上他们上人;只作了“镇东将军”,回驻陕县。 
  又过一年,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对樊稠看不顺眼,于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杀了。他怀疑樊稠与凉州的造反首领韩遂有勾结(韩遂曾经伙同马腾在去年,打到离长安仅有五十里的“长平关”,被李傕叫侄儿李利,帮同郭氾与樊稠,将韩、马二人的军队杀退,樊稠奉令追击,却在阵前与韩遂“骈马笑语”,叙谈凉州家乡的乡情)。 
  此后,长安城内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氾两雄。三雄鼎立之时,势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两雄,便难以并立。 
  李傕常常请郭氾去他营中喝酒;每次,郭氾都提心吊胆,怕做了樊稠第二。两人终于兵戎相见,把首善之区长安弄得鸡犬不宁。 
  自从董卓迁都长安,闭关自守以后,函谷关以东的州郡在贸易上早已与关中的“三辅”隔绝。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况且,董卓已经用新铸的小钱,把五铢好钱赶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没有李傕、郭氾二人的火并,本来已经够受,加上他们的火并,这困苦真是难以形容。杂粮已高到五十万钱一斛,麦子高到两千万钱一斛。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不是一位喜欢过甚其词的人。他在《董卓传》的里面说,长安城内“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李傕、郭氾二人打来打去,打到兴平二年,那原有数十万人的长安,破落到“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无复人迹。” 
  李傕把汉献帝从宫里接出来,安置在自己的营盘里,杨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随献帝与伏皇后、宋贵人的车子,也进入李傕的虎口。其后,献帝叫杨彪与司空张喜、大司农朱儁等人去郭氾那里,劝郭氾对李傕和解;这些公卿也被郭氾扣留了不少。 
  献帝的左右,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为大司马,位在“三公”之上;同时,也升郭氾为车骑将军。但没有用,解决不了这两雄不并立的问题。 
  问题的解决,依仗张济。张济从陕县来,劝他们和,也劝他们让献帝与公卿离开关中,东迁到陕县所属的弘农郡(弘农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灵宝县的境内,县城西南若干里)。献帝本人(这时候有了十五岁),也派人向李傕再三恳求,求了十次。最后,李傕居然答应。 
  兴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献帝与公卿从长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坞营出发,郭氾与董卓的其他旧部杨定、杨奉、董承,都参加了护送的行列。张济也乘此回到他的驻防之地陕县。 
  人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达了新丰。 
  两个月以后,人马走近华阴之时,郭氾忽然后悔,想抢走献帝,杨定与杨奉和他打了一仗,将他打败。 
  郭氾败了以后,回长安,与李傕真正和解起来,而且约好张济,一起对杨奉、杨定动手。 
  十一月庚午日,献帝与公卿的行列,走进弘农郡的东涧,被李、郭二人的联军追上,这一次,杨奉与杨定打不过他们,连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个,又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杰、射声校尉沮儁。 
  杨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条计策:请来山西的大强盗李乐、韩暹,与归化的南匈奴左贤王(这位左贤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乐与韩暹是所谓“白波贼”的首领。白波与黄巾的性质,差不了许多。 
  李傕与郭氾打得了杨奉、杨定,却抵挡不了白波军与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着战胜的机会,赶紧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将献帝与皇后、贵人,及少数的随从渡过黄河,到河东郡安邑住了下来。河东郡太守王邑,与河内郡太守张杨,均对献帝及其随从表示欢迎与拥戴。 
  张杨而且派人去洛阳,把焚毁了的宫殿加以整修,这些宫殿虽则是因陋就简,不值得一看,就当时情形来说,已经是献帝所梦想不到的了(比较大的一座殿,称为“杨安殿”,以表示这是张杨所筑,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献帝由安邑迁回到洛阳。 
  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谈不上有什么薪水俸禄,雇佣仆人,当然免谈。他们这些可敬的忠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干果、水果、野生的五谷,自己砍树木,捆荒草,背回家去烧饭。 
  而且,他们要被韩暹等人欺负,韩暹此时,已经官居“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钺”,不仅“假节”,又假了钺,钺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张杨与王邑这两位深明大义,具有实力的太守,却又爱避嫌疑,不愿意留在洛阳,蒙干预朝政之名,均回了他们职责所在的郡(河内郡与河东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卫将军”,不甘心让韩暹长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请曹操来洛阳“保驾”。 
  曹操这时候(建安元年)已经全凭他自己的作为,崛起于群雄之中,由骑都尉而东郡太守,又由东郡太守而兖州牧。 
  曹操的力量,确是能胜过韩暹的。            
三 吕布     
  曹操这时候刚刚战胜了吕布,夺回了吕布所袭占的兖州。 
  吕布的活动,值得先行叙述,因为,在曹操战胜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现了强悍的战斗力,很有点所向无敌的样子。 
  事实上,他只会骑马耍戟;至多能带上几百人或几千人,作一个偏裨之将,他个人的武艺相当高强,然而战术的知识有限,战略的学问毫无。至于政治,他更是门外汉了。我们再说得浅一些,他有勇无谋;而他的勇,也不过是比起匹夫之勇略微高些而已。 
  他连李傕、郭氾之流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到关东(函谷关以东)来逐鹿中原? 
  他慌慌忙忙离开长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头颅挂在他的赤菟马的颈子上,带了几百名骑兵溜出武关,直奔南阳,投奔了袁术。 
  袁术起初对他相当礼遇,因为他毕竟是杀了董卓、替袁家几十口报了血海深仇的人。他这人似乎是不识抬举,在南阳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闹,抢劫老百姓的财务。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对袁术的一种抗议,袁术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厌生”,不热心供应吕布及其几百名骑兵的粮饷。然而,话说回来,吕布论什么也不该在南阳有骚扰,当强盗也得选个地方。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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