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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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1）
论1958—1963年在位的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
《灵魂之旅》（Journal of a Soul，纽约，1965），这本由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撰写的精神日记（他在当选教皇之后被称做“约翰二十三世”），是一本奇特的、让人失望但又被它吸引的书。它的大部分章节都写于隐修期间，因此它由不断重复的虔诚流露和自我劝导、“对良心的测试”和对“精神进程”的注解构成。由于它只有极少的篇章涉及现实发生的事件，故而逐页读来，它就像是一本关于如何为善和避恶的初级手册。然而，通过它自身奇特而陌生的途径，它成功地对许多人都关心的两个问题（当时是在1963年5月末到6月初，他在梵蒂冈处于弥留状态）作出了清晰的解答。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注，是由一位罗马市的女服务工简单而明确地引发出来的。她对我说：“夫人，这位教皇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怎么可能坐上圣彼得的位子？难道他不是必须首先被任命为主教，然后是大主教、红衣主教，直到最后才被选为教皇？难道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吗？”显然，对于她所提的这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的回答是：“是的，没有人知道。”当他参加教皇选举会议时，他并不属于候选人之一，连梵蒂冈的裁缝们都没有准备适合他穿的尺寸的衣服。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红衣主教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他们最终被说服去相信（正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他“将只是一位临时的和过渡性的教皇”，因而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他继续写道：“而如今，我在教皇这一职位上已经快四年了，在我面前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将在全世界人们眼前展现，他们都在注目和等待。”令人惊讶之处不在于他不是候选人之一，而在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在于他的当选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只是在回顾时才会让人感到惊讶。毫无疑问，教会提倡“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已经近两千年，没有人能说出在弥漫所有世纪的幽暗中，究竟有过多少位教区神父和修士，曾像年轻的龙卡利那样说道：“这就是我的榜样——耶稣基督。”龙卡利在十八岁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去“效法仁善的耶稣”意味着将被人“视为疯子”：“他们说并相信我是个傻瓜。或许我确实是傻瓜，但我的自尊不允许我这样认为。这就是事情变得越发有趣的原因。”但教会作为一个组织，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来，更多地关注维护自己的正统教条，而非信仰的纯正性，因而它并不会向那些真正受到召唤的人敞开神职之门并且说：“跟我来。”这并不是因为，教会真的担心那些遵循一种纯粹、本真的基督徒生活方式的人，担心他们身上所包含的明显不受组织约束的因素。相反，他们考虑的仅仅是，“为了基督，与基督一起受苦和遭人轻视”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而这恰好是龙卡利满怀激情和热切渴望的事情，他一遍又一遍地引用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的话来激励自己。他的渴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来和我一起承受那清晰的、相同的压力吧……和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一起。”在他的主教就职仪式上，他叹息道：“到现在为止我受的苦太少了。”他希望并且期待着“天主能对我进行一些特别痛苦的试验”，“带给我的身体和精神一些巨大的苦难和疼痛”。他迎接他那痛苦的、过早到来的死，就好像那是对他的天职的确证：他必须放下一切，去经历伟大事业所必需的“牺牲”。
教会之所以不愿意将高级神职交给那些其个人抱负是效法“拿撒勒的耶稣”的人，其原因并不难理解。或许曾有过一个时代，教阶制中的神职人员的想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相似，他们忧虑的是，（用路德的话来说）“上帝话语最持久的命运是，由于它，这个世界被置于混乱之中。这是因为，上帝的训导来到世上，是为了改变和复活整个尘世，使尘世之人能够触及它”。但那样的时代早就过去很久了。正如龙卡利在草稿中记下的，教会已经忘了，“变得温柔而谦卑……并不等同于变得虚弱而懒散”。而这种品质恰好是他们将会在他身上发现的：他在上帝面前谦卑，但在人面前却决不软弱。尽管在某些教区，对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皇的敌意非常大，但对教会和神职人员来说它还是不够大，因此才会有这么多的高级人员和教会首脑，被他争取过来支持他。
从他1958年秋天就任教皇开始，不仅天主教徒，而且全世界的人都一直注视着他。他自己列举了他受到注目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他“直率地接受了这项荣誉和重担”，而在此前他总是“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会直接使人们关注我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他“能够立即将某些观念付诸实施，这些观念虽然极其单纯，但其作用却非常深远，并能对未来充分负责”。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关于设立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l）、教区会议（Diocesan Synod）以及修订教会法汇编这样的观念”，来到他身上时是“没有经过任何事先考虑的”，因而甚至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先前考虑完全对立”。这一点，对于那些注目于他的人来说，乃是他这个人以及他令人惊讶的信仰的合乎逻辑的，或者无论如何是非常自然的体现。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2）
这本书的每一页都在为这一信仰提供见证，但没有哪一页（甚至整本书加起来也不行）的说服力能与那无以计数的故事和逸闻相比，它们在他弥留之际的四天里在罗马到处流传。当时，整个罗马城像往常一样，因旅客的大量涌入而震动。这些旅客都是因为他早于人们预期的逝世而来：来自所有种族、所有国家的由神学院学生、修士、修女和神父组成的团体，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从出租车司机到作家和编辑，从服务生到店主，从信徒到形形色色的非信徒，都在谈论着一些故事——关于龙卡利曾经的言行，关于他在种种场合中的作为。现在，这些故事中有许多被库尔特·克林格尔（Kurt Klinger）收集到一本名为“含笑的教皇”（A Pope Laughs）的书里，另一些则作为关于“仁善教皇约翰”的不断增加的文献得到出版，它们都带有“通行”（nihil obstat）和“许可”（imprimatur）的标记。Jean Chelini； Jean XXIII； pasteur des hommes de bonne volonté； Paris； 1963； Augustin Pradel； Le “Bon Pape” Jean XXIII； Paris； 1963； Leone Algisi； John the Twentythird； trans。 From the Italian by P。 Ryde； London； 1963； Loris Capovilla； The Heart and Mind of John XXIII； His Secretarys Intimate Recollection； trans。 From the Italian； New York； 1964； Alden Hatch； A Man Named John； Image Books； 1965。但是，这样一种圣徒言行录，无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关注他；因为大概是为了避免“遭到攻击”，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谈论如下主题：在何种程度上，这个世界的通行标准（包括教会的标准），与耶稣的教诲所包含的判断与行为准则相冲突。在20世纪中期，正是这位教皇决定按字面意义而非按象征意义，来对待他所接受的信仰教诲的每一条款。他真正渴望着“为了爱耶稣而被压伤，被轻视，被忽略”。他曾规训自己和自己的雄心，直到他真正变得对“这个世界的评断毫不在乎，即使是教会世界的评断”。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即使我成为了教皇……我也仍然必定要立于神的审判之前，那么我是否就了不起了呢？根本没有。”在他临终时给他的家庭立下的精神遗嘱中，他安详地写下“我确信，死亡的天使……将把我带到天堂。”他的信仰的无比坚定性，在他无辜遭到“诽谤”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只有当我们不理会这些诽谤时，他的精神高度才能被我们正确地估量。
因此，在人们交口相传的故事中，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最有意思、最为大胆的故事；当然，不用说，它们都无法得到证实。我记得其中一些故事，并且希望它们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就算它们的真实性被否定了，这些故事的发明也足以反映出这个人，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他和谈论他的。第一个也是最不会引起反感的故事，支持了《灵魂之旅》中篇幅不大的关于他平易而自然地与工人、农民相亲近的叙述。毋庸置疑，他是从底层出身，但他十一岁时离开了这一环境，被录取到贝加莫的神学院学习。（他与世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他面临服兵役之时。他发现兵役非常“丑陋、污秽和可恶”：“我是否应该和魔鬼一起被罚入地狱？我知道军营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要一想到它，我就全身发抖。”）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些水管工人抵达梵蒂冈进行修理工作，这位教皇听到了其中的一位是如何以整个神圣家族之名开始咒骂别人的，于是他便走过去和蔼地问那位工人：“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merde）呢？”
我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涉及比较严肃一些的主题。在他的书中一些很少的段落里，谈到了他作为龙卡利主教时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麻烦看来始于1925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使徒访者”（Apostolic Visitor），这是一个“半地下状态”的岗位，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他从未忘记他在这里的不愉快——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Apos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