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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5719-黑暗时代的人们:彼岸人文译丛-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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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为我的亲人和朋友”。这是因为,“既然生来一无所有……我也为我死时一无所有而感到特别幸福。我已将我手中所有的东西散发完毕,尽管它们非常之少,但它们是我当神甫和主教时获得的全部物品”。在这些段落中包含着一种轻微的道歉的音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一位基督徒一位基督徒(4)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新教《圣经》(和合本)将这个短语译为“虚心”,这里采用天主教通行本的译法。——译注。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阿辽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主人公。——译注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任何“诱惑和失败”,没有“致命的或可宽恕的罪过”,那它还有什么可讲的?因此,即使《灵魂之旅》中包含着理智上的发展的某些例证,它的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准备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而重读了它。当他不再把新教徒视为“教会之外的可怜的不幸者”,并且确信“所有人,无论受洗还是未受洗的,都有权归于耶稣”之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多么奇特:他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对“教会的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热爱”,而这导致了(正如阿尔登·哈奇所言)“弥撒常典(Canon of the Mass)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变”,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立即投入到“去修正、改革以及……在一切方面进行提升的努力中”,并相信他所提出的大公会议“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主显节”。    
    毫无疑问,正是“精神的贫困”在保护他,使他“避免焦虑和厌倦的混乱情绪”,并给予他一种“大胆的单纯力量”。在“精神的贫困”中也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解答:当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懒散而顺从的人时,这位最大胆的人怎么会当选教皇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渴望,这一渴望在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 Kempis)的《效法基督》一书(这是约翰教皇最喜爱的书)中得到了说明:“变得无名且卑微。”这句话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他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呆,他不是单纯而是头脑简单。那些几十年都看到他确实“从未感受到不服从的诱惑”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他那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他服从的不是上级的意志,而只是上帝的意志。他的信仰是:“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确实“从本质上说是全然福音书的”;同样确实的是,它“要求并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启发着许多人”。正是同样的信念,启发他临终前写下那句他最伟大的话:“每一天都宜于诞生,每一天都宜于死亡。”(“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be born;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die。”)拉丁原文为“Ogni giorno è buono per nascere; ogni giorno è buono per morire”,见他的《话语、布道、讨论》(Discorsi; Messagi; Colloqui),第五卷,罗马,1964,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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