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三兄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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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瑛说：“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
有一次，已经加入职工大队的几名工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引诱下，要到“破坏队”去，曹瑛很着急，拦着他们谈话，不要他们去“破坏队”。那几个工人们听不进，对曹瑛说：“‘破坏队’条件比这里好，又有钱，还有一官半职，我们当然要到那里去。”
曹瑛说：“你们不要走。”
“你不要说了，我们肯定要走。”
曹瑛正在为难之时，林育英过来了。他见几个工人要走，问道：
“你们是不是逃难出来的？”
“是的。”一个工人答。
“是谁使你们逃难的？”
“日本鬼子。”
“是谁使你们有工不能做，并成为失业工人的？”
“也是日本鬼子。”
“你们恨不恨日本鬼子？”
“当然恨。”
“你们是愿做亡国奴，还是愿做抗日战士？”
“要做抗日战士。”
“既然要做抗日战士，那为什么不愿在真正的抗日职工大队里学习，而偏要跑去求官求钱呢？”
“这……”
林育英见他们答不上来，又批评他们说：“你们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了，工作也被日本人剥夺了，还有许多父老、兄弟姐妹被日本人杀害、强奸，你们不顾国难家仇，却去追求钱财，这哪是七尺男儿做的事？哪有工人的气味？”
那几个工人无言以对，并感到很难为情。
林育英接着说：“那个‘破坏队’名义上是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实际上没有破坏日本人的一条交通线。他们真正破坏的，是我们的抗日职工大队。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就随便乱跑呢？”
几名要走的工人被林育英批评得抬不起头，他们又服服贴贴地回到了职工大队。自此以后，在林育英及全大队教职工的努力工作、周密防范下，国民党的“破坏队”再很难在职工大队挖走工人。
职工大队先后办了3期，为党培训了1000多名抗日骨干。这批受过训的工人结业后，都被分配到了抗日第一线。后来，他们大多成为我党及其军队的重要干部，为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7月中旬，根据中央的决定，林育英将安吴堡职工大队部分学员送到延安，与从上海、武汉、南京、广东等地及海外回来的华侨一起共计1300余人，在延安城内府衙门成立了抗大职工大队。
随后，林育英又在延安创办了工人学校，并任校长。在此后的几年里，林育英除随毛泽东参加一些较大的活动外，将主要精力放在抓职工运动和工人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也列席了大会。
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
这时，林彪走了过来。
毛泽东又将林彪轻轻地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
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后排右一是毛泽东、右二是林育英、右三是林彪。这是林家二兄弟第一次一同与毛泽东在一起合影。照片印出来后，林育英、林彪很高兴，将这张难得的照片珍藏起来。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8节 一本讲义惊敌人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工人学校校长后，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特别是抗大职工大队去讲课。
他觉得，给抗大学员讲课，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也是为党做工作。因此，抗大每次派人来请他时，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为了把课讲好，他利用空余，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内容有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转变，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
林育英理论水平高，口才极佳，加上搜集的资料多，又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授课很受学员欢迎。
这本《党的建设》讲义写起来后，林育英又作了几次修改，然后拿到职工大队、工人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进行讲授，反响十分强烈。后来，抗日军政大学又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用钢板刻印出来，分发给抗大的教职员工学习、参考。
1938年夏末，蒋介石为监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动态，决定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个“肤施县”，并叫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挑选一个没有暴露特务身份，又比较能干的人去“肤施县”当县长，用县长身份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徐恩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特务马濯江去。马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变节投入国民党阵营，并成为中统特务。徐恩曾找马濯江谈话时，马怕不安全，不愿意去。后因徐恩曾坚决要他去，他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1938年10月，马濯江一行10余人进入了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使他们无处下手，以致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甚为痛苦。
1939年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一顿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里。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报给徐恩曾，估计此讲义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和重视。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恩曾的关注。徐恩曾看过后，表扬孟真的延安之行没有白跑。随后，他又将此讲义翻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国民党各要员。
国民党大员陈立夫看了林育英的讲义，也觉得很重要，当即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本《党的建设》极为重视，带着眼镜很认真地读了起来，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如“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也可仿效”、“本党应加警惕”等。读过之后，他感到：林育英的这本讲义，是国民党人了解、认识共产党的绝好教材，还可从中找到击破共产党的办法。
一天，陈立夫去看蒋介石，看到蒋介石桌上有一本翻印的《党的建设》，问蒋介石看完了没有，蒋介石说：“我看了两三遍，有的地方还写了批语。”
蒋介石又问陈立夫：“你看过没有？”
陈立夫说：“看过了。”
“有什么看法？”
“从林育英的这个讲义可看出，共产党是个很善变的党。可笑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变化叫做战略、策略。”
“不能那样看，”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共产党的党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巧、做得妙，所以发展那么快。我意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翻印一些，发给党务、政府、军事系统的高级军政人员参阅，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做组织工作的，我们的党务工作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怎样战胜共产党，这也叫知己知彼吧。”
陈立夫见蒋介石如此重视这本讲义，心里不服气，但又不好阻止，只好对蒋介石说：“总裁想得深远，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立夫走后，蒋介石就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中统的翻印本再进行翻印，并搞一个批判性质的宣传材料，一同发给各军事机关和军队师、团以上军官阅读。
随后，蒋介石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立即将他的“眉批”本加印数千册，发给国民党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阅读，吴铁城办得不合蒋意，蒋介石又令陈果夫来抓此事。陈果夫怕干不好此事，又去找陈立夫咨询，陈立夫告诉陈果夫，中统局内有一批从共产党方面投诚过来的反共理论专家，可叫他们来搞。陈果夫连忙打电话找中统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向陈果夫推荐了第四科科长，曾到过延安的孟真。
林育英的《党的建设》是孟真、马濯江从延安弄回来的，陈果夫、徐恩曾要他干此事，他不敢推辞，当即答应一定配合陈果夫做好这件事。
1939年春末，由陈果夫口述，孟真执笔整理的针对《党的建设》的反共宣传稿《党员须知》炮制出来了。这本宣传文字长达两万字，国民党中高级官吏人手一册。蒋介石看了这本《党员须知》后，认为写得很好，并为此专门召见了孟真，还升他为晋陕豫区专员。
后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位主笔在其执笔的一篇社论中，还批判过林育英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观点。
林育英不知，他边养病边写的一本讲义，竟在国民党内引起如此关注和重视，而且还使他们的领袖蒋介石在上面横批竖画了不少意见！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将林育英的《党的建设》作为反面教材进行了大量翻印、批驳，并未使已经腐败堕落的国民党发生什么变化，从上到下的国民党党组织，仍在快速地腐烂。
第一部分 林育英——虽死犹荣的革命家第29节 病中献言毛泽东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演说。
林育英虽是病人，却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正往地上倒时，警卫员迅即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
这次病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却使他无法站立起来，也使他再无法为党和人民工作。毛泽东和党中央为治他的病，想了许多办法。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他的半身不遂始终没有治好。他过去在狱中受酷刑留下了较为严重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