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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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门特里从圣日耳曼昂莱赶来和新任总司令见面，他走进克鲁格的书房向他告别。他发现陆军元帅正在那阴暗的房间里弯着身子看桌上地图。克鲁格抬起头，与他从前的参谋长打招呼，用铅笔敲敲桌子，然后说：“就在这里，在阿弗朗什这个地方，我的军事声誉已毁于一旦。你记不记得老莫尔特克写的一本书，它挽救了他的对手本尼迪克的荣誉？但我可没有莫尔特克式的人物帮忙。”他指的是莫尔尼待克保护奥地利将军本尼迪克声誉的骑士气概，前者在1866 年7 月3 日的萨陀瓦战役中打败了后者。勃鲁门特里特试图安尉这位落魄的陆军元帅，但克鲁格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完了。”事情确是如此。希特勒知道克鲁格卷入了1943 年3月的“闪光”行动，与7 月20 日的阴谋也有关系，丢了诺曼底，现在又被怀疑企图与西线的盟军安排停战。已有足够多的不利于他的证据使希特勒有理由以叛国罪逮捕他——接着的几乎肯定是被处决。
勃鲁门特里特要克鲁格放心，“吕迪希”惨败的责任不可能也不会叫他来负。但克鲁格给绝望地一再说：“不！不！我的一切全完了！”由于莫德尔就在那天晚上接到开始撤退在法国德军的命令，克鲁格准备回德国。正如约翰·惠勒——贝纳特爵士报告说，这是有权有势的德军总参谋部应得的报应，它是德国强权的工具，在半个世纪中两次使德国到达世界霸业的边缘。
现在德国处在崩溃的边缘了。这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总参谋部军官在胜利塔向新元首宣誓效忠的那一天，结束于在狼穴行刺的失败。
当晚，克鲁格在书房里坐下来给希特勒写信。对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来说，对一个其部队已覆灭，敌人正逼近他写信的房间的人来说，这是一封令人吃惊的信。甚至在一切都已无所谓的时候，克鲁格还在德国失败的问题上为自己、他的下属和他的士兵辩护。他把失败归罪于西线坦克、反坦克武器、其他军需品和人员的不足——这是对“卫士”效能的直接的颂扬。他写道，由于缺少步兵，不可能及时地撤出坦克师——这是对“坚韧”效能的直截了当的颁扬。克鲁格接着用下面这些话结束了他的信，它们暴露了直到最后，他在道德上仍处于矛盾的心情之中：
“如果你对它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的新武器，特别是空军的武器，还不能带来胜利——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场战争吧。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您在这场庞大的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您的铁一般的意志。如果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是命该如此。您已进行了一场光荣和惊人战斗。历史将会为您证明这一点。现在希望您再次表现出那种伟大，它在关系到结束一场已变得毫无希望的战斗时是必要的。再见吧，我的元首，我一直在精神上紧紧地依靠着您，靠得也许比您梦想的还要紧，我自知我已尽最大努力克尽职守。”8 月18 日德军开始撤出法国。这一天天亮前不久，克鲁格、他的副官和一小队护卫员坐车驶离拉罗什盖扬堡前的林荫道向德国进发。他们在贡比涅森林作短暂停留，克鲁格从他的六轮指挥车上走下来伸伸腿。然后这一小队人又出发，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凡尔登，克鲁格叫他的车夫停下来吃饭。克鲁格把一条毯子铺在树下的地上，向他的副官唐格曼要了点纸，给他兄弟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唐格曼，嘱咐他寄掉，然后说：“一刻钟内把一切都准备好，我们到时继续前进。”克鲁格不打算继续前进了。1944 年8 月18 日下午大约三点二十分，陆军元帅冯·克鲁格——这个几乎攻下莫斯科、不久前被一小队在三一七山上的美国人弄得身败名裂的人，这个本来只要用几秒钟就能结束西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自杀了。他咬破了装着氰化钾的小瓶，立即死去。
尾声
在盟军开始深入德国本土作战的时候，战争变得如此残酷和明显地无休无止。
但西伯特和杜勒斯通过他们的秘密渠道企图促使德军总参谋部再次起义。但已经太晚了；“黑色乐队”已不复存在。随着7 月20 日阴谋的失败，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认真的反抗结束了。所有被怀疑参与密谋的人都被逮捕了，他们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各种各样血腥的法庭前，被剥夺了军阶、勋章、特权和荣誉。他们的家属经常失踪于希特勒所说的“夜和雾”之中——那是大搜捕命令的代号。他们的妻子被监禁，等待由刽子手处决或死于营养不良；他们的孩子被交给党卫军成员家庭抚养，使密谋分子的名字从此断绝。
密谋分子站在纳粹法官面前，提着他们的裤子，穿着又皱又脏的便服，他们的皮带、背带、领带、甚至假牙都已被拿走，目的是防止他们借自杀躲过刽子手的行刑。对所有案子的判决几乎都是绞死——这对德国军官团来说是最大的侮辱。
在西方，特别在华盛顿，人们对密谋集团的命运的态度是冷漠的，人们只对隆美尔表示钦佩和哀悼。他被迅速地送回国内——他的卫兵听说“鱼叉”和党卫军都在追踪他——他被送加往家中养伤。他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下了他对非洲的失败归罪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给他足够的军需品。直到最后，他一直不知道是“超级机密”使他吃了败仗。关于在法国的战役，他争辩，“我的任务被希特勒限制得如此之死，以致于任何一个军士长都能干我这个差事。”他从来没有承认他上了当，被人用优越的战略打败，他只评论道：“……英国人用精心策划的狡诈的方法打仗。”对整个战争，他的结论性的看法是“毫无意义，没有目的。”被霍法克抬出也参与了密谋集团阴谋的隆美尔于1944 年10 月13 日接到命令，叫他到元首大本营报到。他拒绝前往。第二天两个最高统帅部来的将军到了他的家。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发现他的父亲脸色苍白。隆美尔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母亲，我将在一刻钟内死去……房子已被包围了，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他接着说：“‘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三秒钟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例行措施，那种措施对你是不利的。他们也将放过的我参谋人员。”陆军元帅把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亭格叫到面前，说：“我将得到国葬的待遇。我已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十五分钟之内，你将从乌尔姆的瓦格纳后备医院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在去一个会议的路上死于大脑栓塞。”隆美尔坐进将军的汽车里。二十分钟后，他的别墅里的电话响了，他死了。随后隆美尔夫人接到希特勒这样一个电报：“您的丈夫的死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提出英国战略的丘吉尔，由于在战争结束后的选举中失败而失去政府职位；但他后来又重新掌权，肩负着帝国的瓦解和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衰落的责任，而这两种情况，他曾声称他绝不允许发生。从十分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他打了胜仗，却输掉了战争。盟军赢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使用了他的计谋和特珠手段。虽然丘吉尔自己对战争的叙述和其他人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人大上盟军的当，特别在“尼普顿”期间，但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如何地使德国人上当。
“尼普顿”战略和策略几乎在一出现就被包藏在神秘之中。这种神秘是由英国人制造的。美国人有意公开他们如何取得胜利的秘密，而英国人注目于未来的政治现实。温盖特解释道：“我们不想让《读者文摘》刊登文章，谈论盟军如何智胜德军参谋部的，我们感到我们可能不得不与苏联总参谋部较量一番。”尽管一切都保密，但没有人怀疑盟国战略和战术中“杰伊”、“卫士”和“坚韧”的重要性，它们导致盟军在诺曼底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
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几篇证词，叙述了围绕登陆日进行的掩蔽战的技术、手段和险恶的用心。在1945 年向国会作的报告里，他说，盟军在登陆日“取得了我们事先想也不敢想的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他在1944 年7 月6 日给马歇尔的一个秘密电报里说，“坚韧”和“卫士”一直“非常有效”，诈骗战“赚头很大。”在给最高司令官的关于“坚韧”的报告中，布莱德雷由于感动而写得更为详细：
“‘坚韧’行动的目标在于在入侵的最初几个关键月份里牵制至少二十个师驻守在加来地区的敌军。它使敌人相信——并作出反应——一系列时间上精心选择的假象，它们中最有效和最起决定性的是使敌人认为，‘尼普顿’本身只不过是对加来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前奏……它有效地影响敌军指挥官们的决策，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这样的历史性记录，即敌人只能逐个地投入他们的部队——由于坚信加来地区更为危险而无法对诺曼底的战役作出决断。”特别计划处的哈里斯和英格索尔密切参与了“尼普顿”的战略和战术诈骗行动，在一篇给联合保安处的题为《对欧洲战场诈术的估价》的报告里，他们承认他们“刚参与在英国进行的诈骗行动的时候；对它们是否疑虑重重。”事实上，他们成功地破坏了第一个掩蔽“尼普顿”的计划。但现在，他们关于“坚韧”的报告说：“毫无疑问，由于成功地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第一个目的——巨大的损失被避免了。”但他们接着说：
“在‘坚韧’行动取得巨大的胜利后，在大陆战役剩下时间里，诈术方面的行动只取得了部分的或不足道的成功，再没有发动全面的战略性诈骗行动。在战术诈骗行动方面，尽管在对敌人情报的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成功，但许多机会被错过了。”随着胜利的到来，策划“坚韧”的秘密机构——伦敦监督处、特种战委员会和双十委员会——被解散了，至少被官方解散了。但比万保持着伦敦监督处的存在，办法是每年在他的俱乐部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宴会。
他同时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分外困难，因为他让伦敦监督处及其外围组织的每个成员立誓决不公开讨论他们干的究竟是什么。直到1970 年，这个禁锢才开始打破，但也只是部分地。比万重新担任了他在伦敦内政的工作，任枢密顾问。温盖特成为黄金委员会的主席、商人和作家。但有什么事情使他相当不痛快，他有时说：“为皇上服务得到的只是尘土和灰烬。”他安静地住在一幢漂亮的乡村别墅里，这个别墅位于威尔特郡一个村庄教堂的尖塔下。
马斯特曼重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伍斯特学院院长，惠灵顿学院董事、伊顿公学评议员。他被授予南斯拉夫国王皇家勋章。
七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