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写小说-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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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个写小说的欧洲人都知道这东西是用来发现点什么的，它不太正经，但又不能没有。它很复杂，好的小说就是要展示这种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对读者强调：事情远比你所想的要复杂，还要复杂。
它的革命性或者说它的生命线也就在这里，它必须要不断地发现下去，当然是去发现那些等待发现的，这种新的发现也许就是对旧的发现的否定，也许是一次半覆盖。但它肯定这跟科学的发现不在一条线上，科学让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晰和简单，小说使这个世界越来越神秘、模糊和无限——这个没有尽头的发现之旅，也许正是上帝创造出来对抗科技的发现——这才接近事物的本质。
小说天生就是以对抗世界为己任的，卡夫卡那一辈人当年为反对蒸汽机或是电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未来主义更是要将一切既有文明成果全部反掉。小说就是在反世界的进步中得到了自己的进步。
这当然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从小处说，小说家所走的路子跟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甚至心理分析学家都不一样，小说像一个潜水者，它只对水面之下那条深入人物内心的秘密信道感兴趣。比如昆德拉举的例子，1968年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俄国人下令由官方组织对狗的屠杀，这就是一次大屠杀的开始。但这个情节对于一个史学家、政治学家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认为它很重要，太重要了。我自己也有过一个类似的发现，1995年，我流浪到广州，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了各种楼盘广告，都声称“水电气门卫齐全”，我当即敏感到门卫在这里已不是人了，一个很可怕的预感袭击了我，我认为这样修出来的房子会垮掉。我连夜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似乎想阻止危机的来临。当然，这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随后全国就迎来了一个垮房的小高潮。
不用说，正是借助于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我们才能看清人类的各种行为动机。各种发现之中，人的不断发现总是最重要的。
现代性总是充满了毫无理由的吊诡以及悖谬，在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里，有几句诗写得极其准确：
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制服。所以黑暗将是光明，静止将是舞蹈。
为了期待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你必须用一种无知的方法去走进。
我们惟一的健康是疾病。
不是我们病了，就是世界病了。人是失去了灵魂的孤魂野鬼，在无尽的荒原之上，虽生犹死地活着。
伴随着现代主义的发现，人的异化史很值得再回味一遍：
在《尤利西斯》里，人已是可怜而可鄙的庸人；
在《地洞》里，人是毫无安全感的老鼠；
在《变形记》里，小职员变成了甲虫；
这一切还都是为文明所包装的，它伴随着《鼠疫》而来，它存在于《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它是一个看得见却总是走不近的《城堡》，它还在《审判》的法庭里。荒诞、悲观、异化，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卡夫卡说：目的虽有，但无路可走，我们称作路的东西，只不过是彷徨而已。这一段话里也顺便可以解释鲁迅从“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到《彷徨》的转变。
现代主义对傻的发现也很有趣，在福楼拜那里，傻还是与人的存在不可分离的一个范畴。敏感而刻薄的福楼拜一直坚持把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看成是地道的傻瓜。“我每天早晨站在镜子前面刮胡子时看到的第一个废物就是我自己，每天看到的最后一个傻瓜就是上床以前碰巧跟我谈话的人”。福楼拜常常在街上跟踪精神病人和呆子，一直试图打入他们内部，把自己变成他们中平等的一员。
到了卡夫卡则说：“办公室不是一个愚蠢的机关，它与其说揭露出愚蠢，不如说揭露出奇幻。”这个奇幻隐含的真实跟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帅克也是一个傻瓜典型，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上战场，他对此毫不关心。他一直模仿自己周围的世界，不知是大智若愚还是真的很傻，或者是把我们对照成了傻子。契诃夫说：大学能培养一切能力，包括愚蠢。愚蠢既指的学生，也指向先生。钱钟书眼里的大学也完全一个傻的循环。如果按照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解释：那就是一些在实验室里爬来爬去的人，除了公式数据什么都不关心，也无能力关心。这就是我们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形态。
小说的发现（2）
昆德拉总结了傻，并指出问题的要害在于：在科学、技术、进步与现代性面前，傻非但没有消失，却也与进步并驾齐驱了。
小说是一个敏感的监测器，每一次监测就是一次发现，《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监测到了人的心理时空，《喧哗与骚动》、《罗生门》则粉碎了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从前的小说家也讲发现，但那是静止的、是没深入到多少内心世界的跟踪，他就站在那里看，当然也能看到很多东西，就如同一个雕塑家说：雕塑已在那儿，我只不过是把多余的东西除掉。这要放在从前，这话可是说得很有水平，但现代的小说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可以预先设计的型范，甚至当写出来时才发觉跟原来所想的已完全两样。小说已不在那儿，跑了很远，是没法掌握的。这当然也可以回答小说有什么用。它没用，你不看，也什么不会损失，不会更傻。但你要看了，也许从此就对自己开始怀疑。
小说绝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它的智能只在于对一切提出问题。昆德拉说：“当堂·吉诃德离家去闯世界时，世界在他眼前变成了成堆的问题。这是塞万提斯留给他的继承者的启示：小说家教他的读者把世界当作问题来理解。在一个建基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确定性的世界里，小说变死亡了。或者说，小说被迫成为这些确定性的说明，这是对小说精神的背叛，是对塞万提斯的背叛。”
阅读现代小说并不是就没有轻松的乐趣，它总还可以让你觉得生活有些什么可以期待，比如，有一天，你发神了，你觉得不应该像平时那么进门，而应该是斜着进去，当然飞进去更好。不是不可以飞进去，而是你将通过什么方法才能飞进去？小说不给你否定的答案，它从不否定可能性，因为它极力要呈现的就是各种可能性。有时，这些可能性是那么的简单——再比如——某一天你会突然觉得米其实是可以吃出肉的滋味的。
米怎么能吃出肉的滋味呢？那就是有可能的，只要你一直这么想，一直这么虚构着，到某一天，这也许就是一篇不错的小说。你写完这部小说，说不定你的心灵也就从此被改变了。它变得从没有过的强大。
现代小说正可以塑造你的另一个心灵。一般人只有一颗心脏，但小说能为你再储备下另一颗，它是把你领进生活无尽奥秘的钥匙。它最终一定能使你感激你的全部生命。
小说中的意义（1）
最好的生活是私生活（培根语）。但是，只有当你割断了与你生活相连的脐带，并开始探询生活或事物的本质时，小说才能真正地充分发展。这是一个临界点。翻过这道坎，小说才可能具备一定的现代性。
这个世界已被各种各样的理论诠释得差不多了。但跟我们浇筑成皮与肉关系的现代性却使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卡夫卡和哈谢克正是不想迷失在哲学迷宫里才写下了他们的小说，他们感到的悖论到今天仍然使我们迷失：理性主义的大师笛卡儿差不多就用这个武器把从中世纪以来的所有价值都翻了个面，但是，当理性获得全面胜利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窃取了胜利果实的非理性，小说正是在这个发现中走上了前台。是的，这是小说的用武之地，世界已不能用明晰的理性来解释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答案，一切都是荒诞的、混乱的，小说需要的正是这个一切都毫无意义。
看看卡夫卡那些可怜的人物吧：前一个K终其一生也没有走进城堡，他不断地跟一切抗争，到头来还是只有目的却没有路。他的生命形态只有终生流浪。后一个K没有任何理由地被判刑，他没法忍受，他想反抗，但反抗不了，他似乎有点认命，毫无办法地想给自己的死寻求点意义。K自己都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服自己真的有罪，并想去把自己的罪过寻找出来。这样发展的结果，竟然是在死前几秒钟谴责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掐死，以便为两个刽子手省去把自己弄死这个肮脏的差事。
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每一样东西都被他赋予了某种意义，那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发现，可是当我们真的想弄清楚他究竟想给我们揭示的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像他的主人公一样仿徨了。是的，没人能知道这些意义是什么，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有一遍遍地阐释着卡夫卡。
不知何故走向战场的帅克彻底地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但笑话不是意义，没人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傻才有意义。也许他是看出来了的，不但看出来了，而且是看出了其中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才拿自己开心，也让别人一起跟着傻笑。
《尤利西斯》有意义吗？考据学家也许认为里边的9000个词条很有意义，但真正的小说读者也许不这样看。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本人的生日，历史教师兼诗人斯蒂芬、推销员布鲁姆及那有点庸俗的歌唱家妻子摩莉三个人度过了平常的一天。第二天肯定也会这样过。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平淡无聊的、庸俗琐碎或是混乱的日子。
《喧哗与骚动》有什么意义吗？那里面的主人公，既没有预见什么，也没有什么未来。
不独主人公们感觉不到意义，作家们都觉得那很不容易找到。看看霍桑1840年左右对自己身处的斗室的感觉吧，那是他的世界的缩影：“我在我惯常呆着的房间里，仿佛永远呆在这里。我在这里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后来烧掉了不少。这是一间中了邪的屋子，千千万万的幻影盘踞整个房间，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呆在坟墓里，动弹不得，浑身麻木……如果说以前还能逃避的话，现在却万分困难，我的心已经蒙上尘土……说真的，我们只是一些影子……”
萨特也在寻找意义，他的结果可以看作是《恶心》：“我模糊地想消灭我自己，以便至少可以把这些多余的存在减少一个，可是连我的死亡也是多余的，我的尸首，我的血流在这些石子上和这些树木之间，在这座微笑着的花园的深处，都是多余的，我的腐烂的肉埋在地里也是多余的，我的骨头最后完全脱离了肉，剥掉了皮，干干净净，白得像牙齿一样，也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多余的。”
还有《禁闭》那个著名的结尾：“我跟你讲，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们早就预料到我会站在这壁炉前，用手抚摩青铜像，所有这些眼光都落在我身上，所有这些眼光都在吞噬我……哈，你们只有两个人，我还以为你们人很多呢，那么，地狱原来就是这样，我从来都没想到……提起地狱，你们便会想到硫磺、火刑、烤架……啊，真是天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狱。”
更多的作家感到了荒诞，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在一个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