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备忘录-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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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
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电文说：“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亦在半途。因于此际推戴张大帅为大元帅，收拾时局。”
电文发出之后，即令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陲、禇玉璞为第一至第七军团长……
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反革命的“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反革命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陲、张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礼。就这样，这位“大元帅’’就算上任了。
张作霖上任大元帅后，便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九个部的总长名单，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在组织令中规定：他这个“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了。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但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
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张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他在“致词”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其实，张作霖在怀仁堂里一直苦苦思索，寻找以后的对外策略。6月25日，他发出通电，重谈其“联蒋讨赤”的老调。在通电中，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孙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只是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师”。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这祥打的：只要坚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权。
但此时此刻，张作霖的如意算盘不灵了。因为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把注意力移向了新军阀蒋介石，对旧军阀张作霖已失去了兴趣，就连过去一贯支诗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感到张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对策了。
再看看张作霖自己，除坐在怀仁堂大元帅府，过“大元帅”瘾之外，别无他获。
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伤亡惨重。
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
再看看张大元帅统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极，他的部下，看到末日来临，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据闻只打磨厂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60（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面对这些，这个当年的“东北王”，如今的“大元帅”，失去了往日的蛮横，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又一次在怀仁堂苦苦思索之后，决定采取笼络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忧心忡忡的“训话”。他依旧是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员减政……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偿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国家一定论功行赏”。
张作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入京以来，诸事操劳……一点乐趣也没有。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的这个“训话”，既是一篇笼络人心的鬼话，又是一篇自叹末日的哀鸣。
是啊，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几次逼迫，最后不得不答应退回东北时，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经临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火车启动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带走了他昔日的辉煌，而驶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时半，火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死在过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0节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居仁堂，李宗仁被委任为主任。但这个主任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而已，正如李宗仁所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3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李宗仁，中国近代史上－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三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防玉林。次年秋将部队改称广西定桂军，占领西江。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寻求统一广西，为新桂系首脑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战争中曾参加指挥汩罗江、贺胜桥攻击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5月发起成立护党救国军，进行反蒋活动。次年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及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踞广西，1931年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
从李宗仁简单的履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现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十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乘专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竟全城出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8年之久，今天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确实是出于至诚。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北平行辕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8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今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助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