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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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新闻。这新闻除讲到出席招待会的规格和招待会上的友好气氛外，还刊登了招待会的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有王任叔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镜头。
有的报纸在刊登这幅丑化王任叔照片的同时，还添枝加叶地进行了一番歪曲说明，从而大大丑化了王任叔的形象，丑化了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形象。有些仇视中共的报纸，更是借题对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大肆造谣、攻击和冷讽热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照片的刊登，很快就成为印尼官方、民间以及使团中议论的主要话题。有人愤而不平，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认为这位拍照的记者，虽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记者所拍的镜头，确实也是客观事实，无可非议。而多数人认为，作为一个使节的业余生活、或是非正式外交活动后的个人隐私，是属法律保护范畴，记者是不该干预的，更不该利用记者特权，不征得本人同意，就随意窃照并予曝光。这是不道德的。因此，有些主持公道的友好人士，都普遍认为，这类故意中伤个人的报道，不必重视。
从事后观察，这位出风头的记者，若不是在蓄意制造事端，或不是出自政治需要，是不会干出这种不光明正大的勾当来。这位记者不管他事后如何飞黄腾达，如果他真的了解王任叔从此遭到的灾难，他会平静地生活吗？会堂堂正正地去见他的上帝吗？
尽管此事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反映和看法，严格说来，并不应该影响我国内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外交部上上下下虽然也纷纷有所议论，但却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看法。总的说来，国内如何对待和处理此事，大家都听中央的。而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确也及时有所表示，认为“王的行为举止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在当时那种思想禁锢、纪律严明、个人自我要求十分严格的年月里，像王任叔发生的这类事，很难博得同志们的同情。即使是有人在内心里有所同情，但也讲不出与领导人不同的看法。因而，大家普遍认为：王任叔不拘小节的这一举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
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
大家知道，王任叔是位具有光辉历史的文人，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好诗句，曾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年轻人。人们相信他不会是个居功自恃的人。大家都为他出现这样难以想象的差错而叹惜。
既然此事已经发生了，大家都该冷静地去面对。不论是国内国外的工作人员，包括王任叔本人在内，在为王痛心之余，也都会很自然地认识到，此事不管是从吸取教训角度看，还是从对外影响的严重性上看，都应该认为，王的这一过失，是个不小的错误。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尽管王任叔的这一过失，是由于个人不慎，而被人陷害，但他个人的责任，无法推脱。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4）
国内考虑到王任叔等人都是第一批出国的大使，素质均好。只是他们上任之前，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基本上都缺乏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经验，又缺乏应对意外和不测的能力，都是仓促领任，披挂上阵，难免有错。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但此事毕竟在印度尼西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难以挽回，也难以弥补。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似乎也有些诸多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建国初期出国任大使的老干部，虽然在新的岗位上都有诸多不熟，但并没影响他们完成外交使命，中途被调回者不多。
在正常情况下，对被调回、不再回使馆的大使，外交部仍然会将其安排在部内或部附属部门继续工作，或者间隔一段时间后，再继续安排其出国工作。而王任叔被调回之后，外交部既没对他提出什么严厉批评，也没对他提出任何处理意见；既没让他回馆工作，也没给他安排其他工作。
有两位建部初期的老人对我讲过王任叔的事。他们一位是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一位是我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民。姚对我说：“王任叔在大使馆光着膀子，出足了洋相，而且又被外国记者曝了光，轰动一时，成了国际新闻，成了国际笑柄，给中国人丢了脸。如此出丑的外交代表，对外影响不好，只能离开外交部。”
王炳南对我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王任叔如果没有在招待会上出的事，还可调到别的使馆或部里工作，他的资历很老，历史上又有过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究竟如何安排王任叔的工作，不是外交部可以决定的，得听中央的。”同时王炳南还说，“总理对外交干部要求很严，不仅要求必须遵守纪律，还要作风正派，因为外交干部出去是代表我们国家！”
关于王任叔的处理问题，下面干部也有议论。有人说：王的这个跟斗栽得不小，被勒令回国，也是咎由自取。也有人说：王任叔文才不错，会写文章，说不定人家不愿在外交岗位上受拘束。而王本人则始终为自己的过失而后悔不已，他下步做什么，没有多想。
可怜巴巴的王任叔，回国在招待所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被调离了外交部。
王任叔的资历较深，他的被调动不是外交部说了算的。据说，康生对王在招待会上的过失，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并说王不宜搞外交。这一说法，不管是50年前，还是目前，都无法考证，但此说绝对不会是空穴来风。
康生长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小组工作，他自恃有国外工作经验，从而他对外交和外交干部密切窥测。那些年，经康生点名召回、骂回、撤回的高级外交官，也有几个，而且被康生拉下来的人，都没有好命运。
王任叔离开外交部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曾工作过、略有根基的地方可去，他只能听从组织部门的安排。当时，尽管是个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用人的地方很多，但约有两年之久王仍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去向。最后，组织部门也不知是根据什么尺度，于1954年安排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负责文学出版工作。
出版社正是一个文人舞笔的地方。王任叔可以利用此地，重操旧业，挥动笔杆，写天写地、论人论事、吟风弄月，乐得可以逍遥自在，何乐而不为呢。同时又可有更多的时间和一代文人、好友，如周扬、老舍、叶君健等人一起，就共同关心的事情，互相切磋、互相交流。这岂不是一个众人、特别是文人所仰慕的好地方。
多灾多难的王任叔本可以在出版事业上，发挥他独到的长处，做出一番别人难以做出的成就。
但是，万万没想到，从天而降的大祸使王任叔一生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于1957年，王任叔写出并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又遭到党内一霸康生的批判，说这篇《论人情》是《人性论》的典型翻版。
此事至今，已过近五十年，我们再去查考王任叔的杂文《论人情》和康生的批判，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仅从《论人情》和《人性论》两个主题，也可以分析出两者分歧的端倪。
王任叔的《论人情》无非是用文学的语言论述一下人情，讲讲自古以来人们对人情的看法；无非是讲讲一个人自然会有的喜、怒、哀、悦、爱、恶、欲等七种情感；无非是说说人之常情，说说人在集体中的许多情理之中的事。
康生对王任叔《论人情》作为《人性论》的批判，其批判内容无非是，《论人情》一文是撇开社会性和阶级性来论人情。也就是说人性论的观点是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人，不按照人的历史发展解释人性。而《论人情》则是《人性论》的翻版；无非是在批判《论人情》时，和批判《人性论》一样，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等等。
综上简述，人们会有这样一个看法，既然存在各自不同的观点，也该用说服对方的办法，而不该用压服的办法。况且两者的分歧、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由于党内最大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批判、定性，王任叔的这篇杂文便成了一棵大毒草，王本人就成了散布大毒草的罪魁祸首。
从此开始，王任叔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他不仅被撤销了职务，还被调出了出版社，被安排到东南亚研究所去工作。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5）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任叔不管是被调到哪里，他作为一个《人性论》的典型代表，是不容争辩的众矢之的，是挨批、挨斗的重要对象，是被人打翻在地，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从而，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1970年王任叔被强行遣返原籍大堰。有关部门在他的遣返书中，对他强行规定了三条：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二、不准随意听收音机；三、不准出县外就医。
平心而论，这三条等于给王任叔定了性，他要么就是三反分子，要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么是五类分子。总之，他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一切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这位年已古稀、革命一生、才华出众、满腹经纶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在老家仅仅活了不到两年，就含冤含恨离开了这个对他极不公平的人世。
在这人生最后的两年当中，王任叔在精神上、生活上极度忧闷的情况下，受尽了折磨。
王任叔刚回到大堰时，在家乡侄儿梦林的带领下，他背着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迈进了自己幼年居住过的这间空空荡荡的小木屋。他面对此景，十分感慨。五十年前，他为了拯救这破烂不堪的旧社会，不怕杀头、不怕坐牢，舍命投入家乡的社会革命活动，赤手空拳离开了这个小木屋。接着，他就在中共领导下，出生入死，奋斗了一生。到最后，自己已年过古稀，却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一人，被遣回这间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不愧为是位久经考验的老人，在感慨之余，在一种美好期望支撑下，他一时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满，他把自己这间幽暗的木屋打扫一下，将随身带回的被褥和一条毛毯，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然后拿出他带回来的一箱印尼历史的手稿和资料，拍去旅途中积累的灰尘，规规矩矩地摆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这样，便开始了他难熬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这位百折不挠的老人、这位出版过五百万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一直坚持的是，自己的写作。永不停笔已经成了他终身的嗜好。当他整理干净自己的木屋后，便立即投入修改这部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印尼历史一书。
王任叔不停地写，在明媚的阳光下写，在暗暗的灯火下写。他日日夜夜的写作，早已成为乡亲们相传的话题。有人认为王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有人认为王是在瞎折腾。王的侄子梦林担心老人日渐衰老，支撑不了多久，便苦口劝王，不要再写了，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