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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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军事改革在1924年2 月（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的时间）正式开始，但实际上1923年已作为开始军事改革的一年而载人工农红军的史册。这次改革是出自理论和实际的需要。其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什么样的军队。根据旧军队不适于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一社会公认的主张，以H ·и·波德沃伊斯基和热心的宣传鼓动家弗谢沃布恰为首的一些人建议，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应以全民皆兵的原则为基础。在这种体制下，凡适合应征年龄，并能拿起武器的男人均应接受军事训练，在和平时期谁也不必长期服兵役，一旦爆发战争，群众立刻应征入伍。这种体制叫做民兵体制。至于实际设想，他们则是以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后时期存在困难的条件为依据的。
以国内战争时期最著名的一些红军领导人为首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另一种观点，即不要受过一般军事训练有劳动者所组成的大量民兵，而要经过良好训练，数量较少的基干军。根据他们的意见，这支基干军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够更好地捍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以“常备的正规军”代替“非常备的武装群众”。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尖锐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想采用革命前旧正规军的体制，企图在军事工作中给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行资产阶级那一套方法。而后者则非难前者把资产阶级“武装人民”的理论用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这种理论过去在恺撒德意志军国主义军队中得到过最鲜明的体现，而对苏维埃社会来说，则是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种武装力量建设计划的实施，均需取决于苏维埃国家的物质资源。我们怎样才能在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竞争中尽快获胜，并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呢？社会主义能否先在城市，或同时在城市和农村取得胜利呢？什么样的文化程度。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要应征入伍？苏联的工业到什么时候和怎样保障工农红军的军事技术装备？最后，一旦新的战争爆发，苏联是否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可能得到国外工人的支援，但不一定是很大的支援），或许在最近期内一定会发生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虽然1923年国外发生过几起大的革命行动，但是，工人阶级的猛烈进攻都被资产阶级击退，从1924年开始了后来所谓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的稳定时期。后来逐渐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不需要等待世界革命，而应在一个单独取得政权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军事改革，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党和政府采取的方针是，建立一支既包括基干部队，又有地方民兵的军队。常备军的干部有最高级、高级、中级、初级指挥人员和列兵（超期服役人员和特种勤务人员）之分。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男子都要应征接受军事训练。其中一部分人员要在正规部队参加不同期限的服役（视兵种而定）。其他人员则在地方部队接受短期训练，然后再根据需要召集他们参加短期的军人集训。这种制度（另附某些补充规定）我们一直实行到1939年。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的复杂化的国际形势要求必须拥有正规部队，而已经胜利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工业也能力这样的军队提供新的军事技术装备。
在1924年至192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军事改革，尽管某些改革延续到1928年。我和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一样，也参加了改革。当我直接担任领导职务时，改革就表现在训练和培养新的补充兵员方面。而当我领导司令部工作时，改革则又表现在如何改进配备人员、武器及物资保障的方法，以及组织具体的部队和兵团进行军事训练的方法。我是1923年底在北高加索初次从事这项工作的。
在军事改革中，我最初的工作经验是在顿河步兵第9 师获得的。过去我只是临时当过师参谋长，而且还是在骑兵师。因此，在步兵师担任这项职务的九个月，使我受益匪浅，尤其是该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该师成为一个真正的正规师。从前，我与正规步兵兵团实际上没有任何接触。1918年在喀山才刚刚组建这样的兵团，它们是由一些杂牌队伍聚集起来的。1919年我在南方面军服役的第14师也不能算做样板师。该师异常庞大，难以指挥，而且也没有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实际上我当时所见到的是一群组织松散、携带枪炮的散兵游勇，其训练水平和纪律性也参差不齐，尽管他们具有高昂的士气。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把顿河师训练成为北高加索军区的模范兵团，我充分运用了从前我在骑兵集团军看到和学到的东西。骑兵集团军的各师无论是在训练、团结和装备等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在托木斯克师时，我只直观地认识到一个兵团的素质不应当是这样的，而在顿河师服役时我才弄明白，并在我一生中初次尝试体会到，一个兵团实际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但是，我还缺乏在军区范围内从事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拟制范围很大的组织措施。直到1924年夏，当我被调到莫斯科军区担任动员部部长时，我才有获取这方面经验的机会。
我于7 月抵达莫斯科，并晋见了军区参谋长A ·M ·佩列梅托夫。坦率地讲，我对新的工作颇感担心。因为动员部主管的工作是将和平时期的武装力量转入战时状态，配备补充常备的人员和马匹，组建新部队和新的军事机关，并保障军队武器、装具、被服和辎重的供给。所有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是，其中大部分工作一般都是通过书面进行的。而从前我从事的工作则是直接组建和训练军队。我多次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就必须经受类似工作的锻炼。但是，这一锻炼如何进行呢？说实在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是，K ·E ·伏罗希洛夫担任军区司令员，是他给了我们能够干出一番真正事业的信心。
工作一开始，我担心的事情似乎就发生了。我不能判断我们动员计划的好坏。为了弄清每份文件的价值和哪些人支持它，应征后开始干什么，他们将学习些什么和怎样学习，就需要到各部队走走，看看贯彻军区文件的实际情况，并到兵役局去，最后，还要老老实实坐下来琢磨新工作的设想。为此，必须离开写字台，而我却办不到。我简直被文件的洪流吞没了。我的前任塔乌别把工作安排得使动员部每个同事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官僚主义者。我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签署各种表报、介绍信、指令和附件、并将它们发出去。于是我决定向我的邻居——组织部部长H ·K ·戈尔巴托夫请教。
“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我说，“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在旧军队担任过我们军区的动员部部长。人们对我说，当时您的直接部属只有两名助手和两名文书，而当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军区的动员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当时唯一的失误是有一次折断了一把文件柜的钥匙，而钳工配这把钥匙只用了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很顺利。是这样吗？”
戈尔巴托夫微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而现在怎样呢？同样一个部的机关，却用九十人来干四个人的工作……”
“是啊！我们部还有四十人呢！”戈尔巴托夫补充说。
“您看！居然有一百三十人。而我们需要拟制动员计划，这样能行吗？我们将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里。只留给我们二十人就行了！让其余的人去担任别的任务吧！把部内各室之间的往来公文完全砍掉，对外公文也减到最少，然后我们再拟制具体计划。”
“那样做很好，”戈尔巴托夫说，“只是他们不听我的，会说我想走老路。但是，如果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我坚决支持。”
我去向佩列梅托夫报告，说明了我的想法。参谋长考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
“是个正确的建议，走！我们一起见司令员去。”
我们见到了伏罗希洛夫。我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伏罗希洛夫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随后问佩列梅托夫：
“这位年轻人不会把我们的整个工作全盘否定吧？”
“不会，”参谋长回答说，“他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得到的回答是：
“好吧！我与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研究一下。
伏罗希洛夫乘汽车去见M ·B ·伏龙芝。一个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把我们两人叫去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称赞了你们的建议。他的意见是把动员部与组织部合并成一个部，任命梅列茨科夫为合并后的部长，戈尔巴托夫为副部长。编制人员从一百二十人减到六十人。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伏罗希洛夫接着说，“还会发现多余的人，可以进一步缩小编制，直至减到要求的最少人数为止。行动吧！同志们。”
我们开始行动了。结果还不错。无论进行现场视察，还是提高文件质量和思考问题的时间都有了。戈尔巴托夫对这一改革很高兴，并向他的同事们讲述了这些新的做法。我发现他在革命前司令部里一起工作的旧同事突然开始在走廊里恭敬地对我点头哈腰了，而戈尔巴托夫则笑着说：
“基里尔·阿法纳西那维奇，他们怕您把他们裁减掉！”
佩列梅托夫也知道了这件事。只有他对此较为认真，他跑去见伏罗希洛夫，并提出任命我担任军区副参谋长的问题。他提出自己建议的理由是，我们的部长们几乎全是过去的将军，当他（佩列梅托夫是过去的军官）提出某一想法时，他们全部轻蔑地撇嘴，并总想抵制和怠工，说什么这个从我们下级跳出来好出风头的家伙现在还总想露一手呢！而对梅列茨科夫，他们则看成是从革命风浪中涌现出来的人物，并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伏罗希洛夫对这个意见很为重视。不久，我真的受命兼任副参谋长了，同时还担任司令部政委。
在三个职务的重压下，我想一定会喘不过气来了。但实际上，只是在这时我才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拟制动员计划完全按另一种方式进行，而且把这项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部队去了，部队则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军队一旦展开的物资保障问题上面。
我随时都让佩例梅托夫了解工作的进展情况。改组结束后，我与他一起去见军区司令员。伏罗希洛夫长时间地细看图表，然后关心地问起边防部队的状况。佩列悔托夫回答说，情况大致相同。于是，司令员收起全部文件，并和他一起乘车去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年初伏龙芝开始担任主席）。他们回来时已是傍晚。原来是伏龙芝非常详细地审阅了图表。后来伏罗希洛夫问这项工作花了多长时间？我回答说，如果把在现场核对材料的时间也算在内，共用了六个月。他又问几个人完成了这项工作？我回答说五个人。
司令员当时就立即下命令给五个人每人一个半月假期到吉尔祖夫去疗养，并将特委助理员叫来指示奖给我两个月薪金。我说不要让我去吉尔祖夫疗养院，因为我有个小孩，而现在我又不能把家属留下一个人去疗养。于是，当时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