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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0章

小说: 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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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军区司令部后,要拟制一项约三页印刷纸的简短命令,并将其分送给所有军长和师长。这项命令还应上报工农红军军训部一份。命令中须指出检查中发现的缺点,并提出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从开始对师检查之日算起再过六天,整个军区就应知道对部队战斗训练的要求。不用拟制任何冗长的、一般供存档用的文书。很快兵团指挥员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到主要方面即部队的战斗准备和野战素养上来,并会强调怎样让部队做好未来战争的准备。
  这里,在西部某个最重要的地段上,在培训忠于祖国的军事领导干部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干部熟悉团、师和军指挥员本身的业务;创造性地思考司令部人员的工作;具有政工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那种高超的组织才能。军区指挥人员在这方面总是依靠党组织和广大的政工人员。白俄罗斯军区高级指挥人员同政工领导人员以实事求是、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相处。我记得,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摩擦。在会议上和在部队视察期间,在讨论军政训练的一些原则问题时,指挥员能认真听取自己政治助手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共同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关系当然也可以用政工人员本人的素质来说明。例如,本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些像л·M ·阿龙什塔姆和п·A ·斯米尔诺夫这样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有多年搞组织和宣传工作的经历,非常熟悉军事和部队的需要。指挥员与联共(布)西部州委的工作联系也是很好的。在我担任州委委员的那几年,我能证明,斯摩棱斯克党的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能很快而且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明斯克的情况也是这样。本军区的指挥人员积极参加1934年白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绝不是偶然的。
  工作上总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白俄罗斯军区工作的一些特点,就我个人而言,就是继续实现早在莫斯科军区就拟好的计划,修筑军队调动用的道路和改善整个交通线路。我唯一感到惋惜的是,没有能将计划中的这一部分工作搞完。因为道路勤务部门的技术设备不足,又非我们管辖的单位,国家给这些工程能提供财政拨款也很有限。
  现在谈谈下一个问题。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西部各州划入白俄罗斯军区。西部各州包括稍晚一些时候设立的大卢基、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等州,还有加里宁州和卡卢加州的一部分。本军区的总人口为一千二百万,领土面积为二十九万平方公里。在这广阔的地区内,交通状况不佳。首先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通往相邻各军区,如北通列宁格勒军区、东通莫斯科军区、南通乌克兰军区的完好公路。驻斯摩棱斯克的军区司令部不能同本军区管辖的所有地域保持战役上的和大范围的联系。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波列西那地区,因为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森林和沼泽。一些纵向江河障碍也经常使人感到麻烦。例如在别列津纳河的整个河道上,我们只有四座大桥和四座门桥。我想,如果敌人将这些桥炸毁,我军无疑将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如紧急需要大规模地将部队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域时,也会出现复杂情况。在白俄罗斯军区全部现有铁路为六千二百公里,公路为二千公里,土路为十万公里。这就是说,在远离铁路和公路的地方,运输人员和军用物资的重担都压在这些土路上。如果说在本军区每一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三十五公里左右的土路,则铁路只有两公里,而公路只有七百米左右。结果,我为司令部和各勤务部门详细拟出了一旦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发生战争时面临的各种任务,并制订了采取迫切措施的详细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一直工作到将我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时候为止。
  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得到多次演习机会。在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中,除完成部队训练的一般性任务外,我们实际上还检验并力求进一步发展当时正在研究的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理论。在本军区部队里,在诸如建立和使用能独立作战又能与步兵和骑兵兵团协同作战的坦克部队的大兵团,大量集中使用能保障步兵和坦克成功地突破敌防御的炮兵,在主力到达前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前卫队的战斗,在实施方面军进攻战役时大量空降兵的使用,在进攻战役中大量集中使用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等这样一些重要的纵深战斗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新见解。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与检验纵深战役理论有关的演习文件。在这项工作中作战部起主导作用。我们后来同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库拉索夫,舒莫维奇和炮兵主任穆耶夫一起下了很大功夫编写纵深战斗细则。该细则的最后样本于1935年交付使用。
  在我当军区参谋长的任期内。1934年举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但在1936年还举行过比这次规模还大的联合演习。关于后边这次演习情况,我是从и·п,乌博列维奇那里得知的,不过当时我已在另一个地方服役。在演习的“战斗”活动中,白俄罗斯军区所属分队、部队和兵团显示了高速进攻和顽强防御的能力。在联合演习中广泛使用了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运输机、工程技术装备、防化兵器、空降兵和骑兵。演习中,坦克兵团和骑兵进行了多次大规模“交战”。空降兵进行了伞降。
  我们还举行了多次试验性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研究了下述问题,如新技术兵器的使用及其对战术和部队组织编制的影响,使用航空兵突击坦克的效果,坦克在沼泽地和水下的通过能力。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了多次这样的演习。M ·H ·图哈切夫斯基多次前来参加。军区装甲兵司令邵武勉和旅长特尔京直接参与了坦克潜渡的研究。由于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渊博的知识,取得了良好的结果,从而有可能向工业部门提出了制作坦克潜渡驾驶设备的申请。很可惜,这个新的有用的创议当时没有得到支持。宝贵的经验也逐渐被遗忘了。
  我们曾很重视寻求如何提高步兵部队突击和射击威力的途径。有一个步兵师表现得很好,其所属各团均编有超轻型坦克营。从该师进行的多次演习中可以得出结论,步兵团的编制中包括坦克分队是适宜的。当时进行的备次演习都证明,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空降兵这样一些高速机动部队是正确的,大量使用坦克和摩托机械化团这样的机动部队也是必要的。我们得到了进一步确定纵深战斗理论的大量资料。同时,演习还表明,军区部队训练有素、坚韧不拔、指挥机关积极主动并能对部队进行果断的指挥,总参谋长A ·и·叶戈罗夫和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过这样的一次演习(1934年的大演习之后的一次)。部队协调一致的战斗行动使所有参观者大为惊讶。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都熟练地进行了射击,A ·и·叶戈罗夫完全被“战斗”场面吸引住了,以致想离开掩蔽部去感受一下“战争”的气息。
  红旗特别集团军
  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在等待我们。值得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吗?瓦西里·布柳赫尔。亲眼所见。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5年1 月,我被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仍担任参谋长职务。去那里的不止我一个人。由白俄罗斯军区调往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有一批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调动。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这是正常调动,因为定期将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便于干部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能熟悉不同战区的情况。但我们大家是在同一时间组成严密的小组调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这个情况同上面的那种解释又多少有些矛盾。第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朝鲜和满洲作威作福,使那里即将面临复杂的局面,很需要加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确,这里边界事件接踵而至。虽然满洲已成了战争策源地,但日本人暂时只限于对我们进行挑衅,而在中国则开展真刀实枪的战斗,他们搞蚕食政策,但又明显地是在准备发动几次大的战役。因此,这个原因虽然有充分的论据,但也没有详尽彻底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最后一个原因,当时可能认为,准备将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调到远东去,由于有人事先给他打过招呼,他就要求将白俄罗斯军区的一些同事与他一起调去。可是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说明过。我们是军人,有命令就应该执行。于是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新的服役地点。
  哈巴罗夫斯克在等待我们。因此,我们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没有作过多的考虑。我们一开始就全力投入提高部队战备的工作。开始时工作的范围囊括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整个地域的统一军区。后来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分成为外贝加尔军队集群和滨海军队集群。两个军队集群都编有若干兵团,以便必要时回击入侵之敌。部队的战斗素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些部队不久以前还参加了粉碎中东铁路上奉系军阀冒险活动的战斗,而另一些部队则在与日本为邻的情况下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技能,时刻准备投入战斗。日出之国的统治集团加紧把自己的傀儡满洲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A ·я·拉平(拉皮尼什)同我一起就任新职,他也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在白俄罗斯军区时我们相处得很好,而且起初我们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因为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第5 集团军司令部的政委。后来在一起共事又使我们更亲近了。早先他曾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过,在这以前他还在中国担任过军事顾问,现在能讲许多有教益的事情。同他谈这些方面的情况受益匪浅。阿尔贝特·亚诺维奇·拉平当了主管航空兵工作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副司令员。同航空兵干部见面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选出能随时完成任何重大任务的得力军事干部。
  过了一段时间,又见到了太平洋舰队的一些干部。太平洋舰队只在作战上隶属于哈巴罗夫斯克。那时我还不能按自己的愿望去增加海军方面的知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对同海军搞严密协调的联合作战问题研究得不多。我感到自己多少有点脱离了这一军种的味道。我对此深感遗憾,生活也证明,产生这种心情是有道理的。后来在1939—1940年,我当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和总参谋长的时候,就同海军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在战争初期,在1944年卡累利阿方面军同我们的北方舰队、拉多加湖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作战的时候,尤其是1945年在远东第1 方面军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时,这种密切关系对我大有好处。
  从这个意义上讲,1935—1936年在远东工作对我来说的确是受益不浅的。过了十年,我当了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之后,运用了从前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中获得的许多经验。可见,仅仅熟悉战区这一点便多么值得!但也不能认为,在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工作只是在十年以后才给我带来直接好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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