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3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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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
五哥生病回家去了，由四哥代替和我作伴。他来了不久又回去了。
那生活重担捡花生、捡地瓜、捡田螺、捡干柴等等工作，都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每逢农人采收花生的时候，我就将小篮子吊在脖子上，爬着去捡花生。捡地瓜时大家都荷锄头去，但我不能，最多只能“咬”一把短刀去。盛地瓜的篮子太大了，吊在脖子上会碰地，根本无法行动。只有把篮子托在手上，暂时站起来，用力向前抛去，然后爬去拾起来再抛。如此反复抛爬一直到目的地为止。只要不怕胼手胝足，每天捡一篮子地瓜也是不难的。篮子满了，我找一些瓜藤或茅草绑住篮子拖回家，但每次到家，总是筋疲力尽，遍体鳞伤。
我要汲水时，就用麻绳绑住铅桶的两耳，吊在脖子上。每爬一步，铅桶就摆动一下，绳子跟着动，犹如锯子般锯着我的脖子。往往血还沿着绳子流下来。他人能把水缸注满，我也能。母亲！您知道吗？您的残废儿子，不是弱者，更不是无能的人。
第三年的夏季，有一天气候突然变坏。天上乌云密布，鸡群一直无意入巢休息，听说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奏。我赶快用大绳子将茅屋拴在旁边的凤凰木上，并且把鸡鸭关好。入夜不久，风越吹越大，屋前的树木开始动摇了，屋上也开始吱吱作响，突然屋顶的茅草被翻掉了一撮，雨水从上面飘进来，突然又一声巨响，鸡群拚命地叫着。
狂风暴雨，越来越急，冰冷得使我的牙齿不断地互碰着，我在微弱的曙光下，看到小鸡被水冲走了。雨一阵比一阵大，水开始上涨，当涨到我的胯下时，我不敢再站在屋檐下了。爬到屋顶上去。
天亮了，四周白茫茫的一片，所有农作物都淹没了。我攀着树，爬了上去，坐在树杆相交处。不久倾斜的墙壁不支了，拍啦一声倒下去。一些攀附其上的鸡群，全部落进水中，最后一只只被洪水给冲走了。
水不断地上涨，最后连我所坐的树杆也浸水了。我惊惶失措地大喊大叫。我想这次是死定了。
但千万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五哥和爸爸由西边驾着一片木板摇摇晃晃而来。爸爸含着热泪把我从树上抱到木板上，五哥掏出了预藏的一些干粮给我吃。
那天下午，雨渐渐少了，傍晚太阳也微露光芒。水退得差不多了，爸爸就叫五哥先背我回家，他要暂时留在那里抓牲畜。
母亲提着煤油灯出来，一见到我们，手中的煤油灯往上一摔，把我们拥得紧紧地说：“今后无论如何，再也不让你们去过那种生活了。”
上学
一个夏日的黄昏，爸爸带了个老师进来。他是附近一所小学的教员，来调查我是不是真的不能上学，父亲指着我的脚说：“脚这个样子，走路都得爬，怎么能去上学呢？”接着又说：“要是学校肯让他寄宿的话……”
那位老师未等爸爸解释完毕，就摇摇头说：“像这样，要读书实在没有办法。”说完就走了。
有一天，邻居阿兴背我去学校玩。有一位吴丽卿老师问我喜不喜欢读书？我一一告诉她，她临时在黑板上画了五个注意符号给我念，她教过一遍，我已经全会了。她又加了十个注意符号，仍然一教就会。不到一小时，我意然学会了所有的国音字母。她说道：“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奇才，今天学期开始，就来注册好吗？”
入学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抱着一颗兴奋的心，毅然决然爬进学校之门。将书本用包巾包着，然后绑在腰际，沿着人少的道路爬去上学。每次遇到生人，我就暂时站起来，等他们那些奇异的眼光消失了，才再趴下继续爬。遇有狂风暴雨时，母亲会从老远的家来背我回去。
有一天，我竟不知不觉地要求爸爸为我买一辆自行车。
婶母听到了。她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跛脚独蹄的用什么去骑呢？”在场的人都笑了。爸爸却认真地说：“只要你能得到全班第一名，我就买一辆给你。”
到了冬天，我在班上每一个科目都是第一名。一个黄昏，爸爸果真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虽然轮胎是用大旧轮胎接的，骨架也是旧的，但我觉得它漂亮，因为它就要变成我的脚了。婶母把我抱上车去，帮我扶着。我的脚太短了，连这二十不到的小车都够不上。
婶母神气活现地说：“早就说过了，不能骑就是不能骑。”我心跳得很厉害。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勤加练习必定可以骑的！
从此四哥和五哥就帮我推车子，教我如何手架梯。摔过一次又一次，甚至不小心冲进池塘里，引得所有大小观众拍手叫好。跌倒了，爬起来！仍然继续前进。
寒假快结束了，但我的希望还无法实现，左脚一点也够不上，右脚虽勉强可以踏到踏板，却要等它自动转上来，往往要摔下来。后来四哥把后面的齿轮钉死了，踏板跟着车轮转，再也不愁踏板“一去不返”了。终于我学会了骑车。
最使我难忘的教师，要算是我的四年级级任老师李守孔先生了。记得开学那一天，他站在讲台上第一句话便问：“班上谁的成绩最好？”同学们都指向我说：“郑丰喜最好。”
他说：“那么就请他当班长吧！”
我急得有如热锅中的蚂蚁，羞怯地说：“老师…我…我不能。”
他向我这边走过来，当他看清了我弯曲的脚时，我以为他会改变刚才的宣布，但他却坚定地说：“能的，别人能做的，你也一定能做。”
于是我抑制害羞的心理，天天喊口令，带班上操场。
自修课的时候，他常叫我到黑板上去写一些造句或解释给同学们抄。他是知道我够不上黑板的，却要我“站”在藤椅上，让我抬着头，举着艰苦地完成工作。有一天傍晚，当我正在受这种磨练时，被站在门口的师母吴老师知道了，老师被她痛斥一顿，认为他对我太过虐待。老师却说：“让我训练他和一般人一样吧！”
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妈妈冒风雨要来背我回家，我坚决不让她背。因为我趴在母亲身上，较自己行走还要酸楚几千倍，所以我任性地“跑”了。我们母子边呼边逐，边应边跑地穿过校园。
级任老师正好撑着伞在井旁洗脚，一切情形都知道了。他很激动地说：“从明天起，你就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从此我住进了他家。在那段日子里，他教我背四书，写日记，功课之余，还要我劳动。他知道我在田间养过鸡种过菜，也就在宿舍后面辟了一个菜园，每日晨昏，在那儿松土、浇水、拔草。有时候，我很恼他，有些工作他不请那些好手好脚的人做，偏偏要我这走路不方便的人做。
后来他告诉我：“你不要存有差人一等的想法，别人能做的，你一定也要能做，就是别人不能做的，你也应该想办法去做。”
他只教了一年就调走了。临别时他吩咐我每星期写一篇作文，每两个礼拜写一封信。最后抚摸我的头说；“要勇往直前！不要向环境低头，知道吗？”
“你考取了”
大家对于升学，除了金钱以外，可以说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我却不同，除了没有钱外，还有身体上的条件。我不下百次地请教人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摇头说：“身体有缺陷，尤其像你双脚畸形，不能考初中。”不能升学，要我做什么呢？
毕业后的一个早晨，我回学校参加考试补习班，有位高农学生坐在老师的藤椅上，瞥见我说：“嘿！嘿！你为什么要来呢？”
站在我旁边的同学忿忿地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能考呢？”
他更得意了：“如果他能考初中的话，你们可以用剪刀把我的耳朵剪掉。”
妈妈也听到好多人说：“不能考。”而且家里又拿不出补习费，所以她叫我跟四哥学习焊铅桶。工作地点是在市场里。当时我们的全部财产只有两根大铁管，一箱工具，一座小炉子，几瓶盐酸及一大堆旧铅桶。当时床是用两张椅子拼成的。我常常在夜里梦见继续到城里去念书。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老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郑丰喜！你怎么没有去参加课外辅导课呢？”我把不能考的事告诉他。
他说：“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就是真的不能考，多读点书，对你也并无不利。”
我再把这丝希望禀告父母，母亲也只好再去借贷让我继续参加课外辅导课。“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天就要报名考试了，还有希望录取吗？根本上是能不能参加考试？
自从考完试后，像等待判刑的人犯一样，一天等过一天，好不容易才等到放榜的日子。那是个清新的早晨，我坐在树杆上做梦，有位石老师拿着一份报纸向我这边走来，微笑说：“郑丰喜！恭喜恭喜！你考取了！”他摊开报纸给我看。全校只录取五名。
但家里是不是能供给我的费用呢？妈妈本来就是个刻苦勤俭的人，木桶坏了自己修补，扫帚坏了就用稻草填补起来。筛、箩、簸箕、筷子都自己做自己修理。现在加上哥哥们都当兵去，尽管妈妈如此节俭，仍然入不敷出。我趁着漫长的暑假做些小生意，卖糖果、冰棒、气球、木偶等儿童玩具，到注册时，我已赚了两百多元。妈妈再把饲养数年的母羊卖掉，才凑足了一千多块，让我带到北港去注册。
中学生活
我离开安宁纯朴的故乡，寄居嘈杂的北港。开学后，我和一位同学合租了一间古屋。这间古屋，听说是清代的建筑物，墙角、门楣、都是画栋雕梁，虽然很古老凄凉，但颇宽阔清静。从我们的房间看出去，就是一个荒芜的花园，还有一间破墟，墟里养了几只肥猪。
我念初中二年级时，叔叔的工厂倒闭了，三哥也从此就没有工作做，家人对我的费用早已捉襟见肘，如今更形困难，每次回家要钱，妈妈就得变卖一些家禽家畜。如果没有畜生可卖，就要沿门挨户去借贷。有一次，伙食费到期了。妈妈说：“现在正好遇到税期，大家的钱都缴了税，借也没有地方借。”后来妈妈想到一个最没有办法的办法将七弟所养的小鸡卖掉。
为了考高中，我更是烦恼，因为一般人认为，高中有军训，有体育，这两科不及格，不能升级。“升学”再度困扰着我的思绪。后来我大胆地写信去商工日报的“读者服务栏”请教。他们解释：跛脚能走路，可以考高中。
考取后我被编到最好的一班。体育老师，军训教官都特别准许我不必参加激烈的活动。每逢寒暑假，我都回家去捡花生、捡豆、抓鸟或抓泥鳅来卖；或在路口摆摊子卖槟榔、冰水或玩具。可是假期届满，往往仍然需要家人补助，方可注册。
一天，教务主任通知我到校长室去会见一位报馆陶记者。他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又叫我带书包和帽子同他们一齐下楼。他叫我骑车子，他站在校门口拍照片，他说：“我想发表你的故事，对此我有两个主旨：第一就是给社会上那些不幸的儿童做榜样。第二就是征求医学界人士，请他们替你装义肢。”
一个细雨的深夜，爸爸跑到山上来，欣喜地说：“一位徐大夫，看了有关你的报道，特地由台北赶来，要免费帮你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