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6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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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这番刻薄的言词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1925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来自于母亲对他的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作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作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4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奉它，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作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较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具有某种天意？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4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0年2月，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其中之一写道：“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他1901年4月写于南京的另一首《别诸弟三首》诗云：“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这两首诗抒发的都是长兄鲁迅对弟弟们真挚的思念之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60元的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14日的日记中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冲突：“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5天后，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内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关于这场“家庭内战”的起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备参考。其一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二弟媳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不知节俭多次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对她“非礼”，周作人听信谗言，中了离间之计；其二是“信子原为鲁迅情人说”：鲁迅留日期间即与信子同居，后因与朱安结婚，就把信子介绍给二弟为妻。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材料依据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后一种说法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为广大学者认可。不管怎么说，这兄弟二人从此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冲突半个月后，鲁迅迁出了八道湾寓所。几个月后，她回旧居取自己心爱的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制香炉向兄长砸来，幸亏友人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使周氏兄弟二人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就鲁迅一方来说，他为二弟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本也不指望恩恩相报，只要二弟能与自己长相知也就知足了，却未料竟落到恩将仇报的地步。鲁迅悲痛万分。在随后的三年里，鲁迅一直处于十分孤独而绝望的境地，《野草》集里的散文诗充分显露了这种情绪。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与朱安度过了近20年毫无爱情的夫妻生活。自然，鲁迅身边也不乏女性的身影，他那个冷寂的家中常有女师大学生青春的笑声传出。在这群女生中，勇敢地向鲁迅放出“爱之箭”的是许广平。从此，鲁迅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拉锯战”。
“战事”发端于1925年3月11日。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寄去第一封信，请求先生给她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这是一封普通的师生往来信件，然而在信的末尾，许广平有意提醒先生自己是位女生。或许她担心先生把自己误为男生（许广平像是男性名字）？或许这是在透露对先生的爱慕之意？从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的行动上看，他是较看重这位不大熟悉的女弟子的。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鱼雁往来。在随后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与许广平等学生一道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无畏的斗争，他们在并肩作战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许广平是爱得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他未尝没有休弃元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鲁迅面临着极大的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时一些论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家庭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
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前往上海，在虹口景云里23号楼，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过上了安定平静的太平日子，流言就像影子无处不在。面对这种流言，他本应坚决地予以回击，但他只能一直保持沉默，他甚至设法掩盖同居的事实。刚来上海时，鲁迅常对友人说许广平是帮他校对文稿的助手，他特意将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而将许广平安排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然如此地惧怕社会舆论、如此地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自然给鲁迅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投下了阴影。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上海的9年是互相扶助、并肩战斗的9年，也是相敬中有伤害、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的9年。
受虐与复仇
鲁迅的烦恼和痛苦还来自于他对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他亲眼目睹了清末以来许多革命志士死后为世人漠视和遗忘的悲剧，他的小说《药》中的主人公夏瑜就是这样一位悲剧人物。他深有感慨地对许广平描述了当时的革命烈士的不幸命运：“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本人也有类似的悲剧体验：“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鲁迅觉得自己为别人作出那么多的牺牲，却反遭他们的误会、背弃以至暗算，于是他万分悲痛。悲痛之至，使他变成一尊怒目金刚，他举起了复仇的利刃。
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由爱转向恨的心理动因：“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淌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鲁迅的受虐心理和复仇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童年经历密切相关。他基本上是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幼时，父亲经常强迫活泼好动的他背诵乏味的经书而禁止他玩耍；少时，祖父科场案发而家道中落，他避难于亲戚家而被称为“乞食者”；为治愈父病，他进出于当铺和药店，受尽世人的冷眼和侮辱……成长于这种严酷环境里的鲁迅，自小就具有了受虐体验和复仇冲动。七八岁时，鲁迅常受一位年长于他的名叫沈八斤的顽童的欺负，他自知力不敌八斤，就靠画画来复仇。他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利箭，再在图像上写上“射死八斤”几个字。
成年后的鲁迅对复仇有了理性的认识，他在《杂忆》一书中写道：“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