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25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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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家运用最新技术手段，通过电脑与一位被冰冻了60多年的死人的脑袋接触。这个人是一名苏联工人，1921年跌入西伯利亚的雪坑内而冻死。他身体的中部以及脑袋在被发现时仍很完整并有生机。这次科学实验是这样进行的：莫斯科基地的专家把死亡的脑袋割掉，使它跟尸体分离，然后用电脑跟它联系，由科学家向它提出6个简单的问题，请求这个脑袋表示意见。这6个问题是：“你是否感到舒适宁静？你知道身在何方吗？你能否记忆起自己的姓名……”结果，监测仪器显示：通入电流后立即有了反应，几分钟后，这个脑袋开始对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有所表示。最近有两位民主德国的显微外科专家发表一份报告，宣称他们使一个人头“活”了6天，并用技术手段与它沟通和“对话”。这个人头是一位身首分离的车祸受害者留下的，这两位医生使人头保持大脑功能并观察其头部神经系统达146小时之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仪器的记录和监测表明，这个已经“搬家”的脑袋，居然还能清晰地思索并做出决定。医生说，这个用人工延续生命的“活人头”，在头76个小时中思维绝对正常，以后就慢慢衰退了。他们找来一个神父和他谈话，“活人头”也能接受赎罪悔过。6天后，人头内大脑死亡，两位医生的实验遂告结束。
日本一家跨国公司想证实人死后是否还有脑电波存在。科学家把电极植入受试者的头骨中，与电脑接通，使电脑可以在80公里范围内接受脑电波。在受试的10名死者中，发现2名有脑电波。有个叫佛迪的人，死后3天，电脑荧光屏显示：“我是佛迪，告诉你，我很快乐，没有痛苦。”而“没有痛苦”这几个字出现了20多次以后，脑电波才消失。另有一个白血病患者，死后第3天，电脑荧光屏上显示：“这里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感到愉快。”这个实验说明，人死后是有脑电波存在的。
以上的这些实验发现，对今后的科学研究是具有很深远的意义的。首先在死亡的判断标准上，以前传统的观点是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就是死亡，而现在科学家提出，应以脑电波是否消失作为判断死亡的依据。这也许是死亡医学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可能会避免把一些心脏虽然停止跳动。但仍可以起死回生的病人送进火葬场。其次，可以通过记录，破译死者的脑电波，了解与死者有关而死者又来不及说出来的秘密。因为如果人死后仍存在脑电波，而这种脑电波又是与死者生前的某些经历有关，那么我们就可以研制出一种仪器专门记录和破译出这些死者的脑电波来。比如，如果死者是被人谋杀的，那么从死者的脑电波中可能会破译出与该谋杀案件有关的内容或线索，诸如有关凶犯作案的场景、地点、细节或凶犯的外貌特征等，这样就会给公安机关侦破刑事案件带来很大的帮助，甚至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死者是突然死亡，来不及给亲属子女留下遗嘱，交代后事，那么他们也许会怀憾于九泉之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仪器记录死者的脑电波，破译出死者要交代而又来不及交代的内容，以了却死者的心愿，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这些想法看起来好像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但是许多科学的现实往往来源于科学的幻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幻想也就没有现实。也许人类在某一天会揭开死的秘密，会把这一幻想变成现实并为人类造福。
Number ： 8586
Title ：昆虫与高科技恩怨趣谈
作者 ：祯政
出处《读者》 ： 总第 103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新加坡
Transla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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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虫”与电脑
如果有位电脑人员对你说：“这电脑里有臭虫。”你千万别信以为真而热心地拿杀虫剂帮他驱除臭虫，这会弄得人家啼笑皆非。
这里所说的“臭虫”为科技行话，指的是电脑发生的小故障，例如程序运行不顺等，而不是指活生生的臭虫！
到底臭虫是怎么跟电脑科技扯上关系的呢？
美国《发现》月刊总编辑保罗·贺夫曼曾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首先用臭虫代表科技小故障的并非别人，而是发明大王爱迪生。
1878年11月13日爱迪生在寄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把臭虫定义为小小障碍与困难。
至于为什么把两者挂钩画等号，就只有他本人最清楚了！
飞蛾与天文台
但是在科技中，的确有过昆虫“捣蛋”的记录：
1945年，美国海军一台称为“马克Ⅱ”的巨型电子机械计算机电脑的一个老祖宗，就曾经被两只飞蛾“侵入”机械受卡而使故障发生。
当然，飞蛾也牺牲了。
实际上，飞蛾本身的特性使它们显得非常顽皮天文台观星月的望远镜，常是它们干扰的对象。
飞蛾夜间飞行，天上的星月之光是它们的导游，而天文台望远镜等设备所有的镜片，夜间反光，使飞蛾误以为光来自天上，于是就纷纷飞扑天文台。1980年春天，美国亚利桑那州霍金斯山的天文台，其多镜头望远镜竟引来成群飞蛾，搞得“满台风雨”用来调整镜片位置的激光被飞蛾干扰了，飞蛾发出的红外线将天文台需要观察的红外线搞混乱了。
黄蜂与航空专家
除了飞蛾之外，高科技设备害怕的另一种昆虫要算是蟑螂了。日本人就曾发现，电脑有时会成为蟑螂的游乐场，有时是安乐窝。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六脚昆虫皆是科技大敌。
科技记录显示：黄蜂、蜻蜓以及蜘蛛，可是大大的益虫。
黄蜂振翅的频率可达每秒400次，而产生浮力要比一般飞机强5~6倍。于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把黄蜂列为研究对象，以制造灵活性更强的飞机。蜻蜓临空翱翔，能停于半空，能进能退，左来右去的飞行能力，也成了航空专家设计飞机的参考。
蜘蛛与高科技
蜘蛛对高科技的“贡献”，更甚于黄蜂和蜻蜓。
在美国曼彻斯特大学进行的一项核聚变实验中，一个只有头发般大小的管囊悬吊着，囊里充满氢气。管囊被高达12万亿瓦特的激光撞击加热，氢气被加热至9000万度的温度，于是所谓的核能便会产生。原本不能克服的问题之一是：用什么材料来悬吊管囊，研究人员经过一番寻觅之后，结果发现，答案就在蜘蛛网上。“我们用的就是蜘蛛网，它轻而强韧，又具优异的机械性能，例如很有弹性。”试验负责人说，“如果没有蜘蛛，要开发这种管囊悬吊系统，可要花数百万美元！”
Number ： 8587
Title ：阿兰·德隆与贝尔蒙多谁美
作者 ：马风
出处《读者》 ： 总第 103期
Provenance ：《今日生活画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假如阿兰·德隆与贝尔蒙多不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而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个问题也许就一目了然，不辨自明了。你看：
让·保罗·贝尔蒙多，一张风格粗犷的脸，突出的大鼻子，厚实的宽嘴唇，体格健壮如牛。尽管那双时常眯缝着的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幽默和机智，但说实话，无论如何他也有一副戆相。
阿兰·德隆，真可谓挺拔英俊，风度翩翩，神情冷峻沉郁，一双蓝色的眼睛着实迷人，咧嘴一笑，更是风情无限。
造化之神的天平似乎偏向阿兰·德隆。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八十年代初，法国一家著名杂志曾做过精密统计，结果，二十名最受欢迎的法国明星中，独占鳌头者竟是贝尔蒙多，而阿兰·德隆则屈居第十五名！1983年，法国《电影》周刊评选当年最佳演员，金榜夺魁者依然是贝尔蒙多！
阿兰·德隆和贝尔蒙多打了个平手。
再看法国《形象》杂志对阿兰·德隆和贝尔蒙多的一次民意测验：
假如你是导演，你愿意选择谁饰主角？
贝尔蒙多占28％，阿兰·德隆占58％
谁更有机会在好片中饰演角色？
贝尔蒙多占29％，阿兰·德隆占45％。
在音乐喜剧、歌舞片中，你愿把明星桂冠送给谁？
贝尔蒙多占40％，阿兰·德隆占29％。
两人都演戏剧，谁取得的成就会更大？
贝尔蒙多占47％，阿兰·德隆占30％。
妇女显然对阿兰·德隆有好感。如果有人邀请共进晚餐，男的喜欢贝尔蒙多，女的则喜欢阿兰·德隆。
这一“回合”阿兰·德隆与贝尔蒙多又打了个平手。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就在于他们俩都是银幕上的明星，，他们和影片《沉默的人》主角里诺·凡杜拉，以及影片《悲惨世界》主角让·加本，号称当今法国“影坛四雄”。自然，在演技上，二人各有千秋，都是十分精湛的。
在观众心目中，这两张明星的面孔是和一连串的形象连在一起的：佐罗（《佐罗》）黑郁金香（《黑郁金香》）、普拉特（《警官的诺言》）……（阿兰·德隆）以及拳击教练加瓦利耶（《王中王》）、菲里贝尔（《乱世冤家》）……（贝尔蒙多）。两个人的形象与其说是生活中的真实相貌，倒不如说是生活中真实相貌与银幕上的形象的混合物。
因而，很难对这两位明星究竟“谁美”作出评判，倒是应该问“谁更有魅力”。当然，一位明星有一张很漂亮的脸蛋儿固然是天赋的财富，可明星的风度、气质、修养、言谈举止、作派、衣着服饰……甚至私人生活，都是“魅力”的“点”，而这点与点之间的组合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所以，明星的魅力就不仅仅是“漂亮”所能包括得了的。获1980年度“凯撒奖”的影片《最后一班地铁》的最佳男主角热拉·德帕迪厄就是被人称做“贝尔蒙多第二”的“丑男人”。这大概可以作为“人不可貌相”的有力佐证。
说到底，演员是集创作者、创作媒介和创作形象三者为一体的。观众看到的是三者的重合物，当然浮现在最前面的是“形象”。这一个“形象”在影片中是不是都要十分标致的呢？这不一定，但都要有“魅力”倒是无疑的。那么，一个不美的创作者（演员自身）利用一个不美的媒介（演员自身），是不是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很有魅力的形象（演员自身）呢？答案是肯定的。
毋庸讳言，漂亮的演员，比如阿兰·德隆，自然比容貌逊色的演员更容易得到人们的青睐而一跃成为明星，但“丑男人”们，比如贝尔蒙多，凭自己的艺技同样可以跻身明星之列，仍然可以和他人打个平手，甚至超过他们也未可知。
Number ： 8588
Title ：我曾崇拜一个人
作者 ：文青
出处《读者》 ： 总第 103期
Provenance ：《健康之友》
Date ：1989。5
Nation ：
Translator ：
我曾崇拜一个人，她不是什么明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那一年我15岁，正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三，当时家里刚搬入新居，一面临街，另一面相临的是座楼房，那个人就住在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