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30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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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满耳都回响着一个声音：解放！解放！心中高兴，脚下生风，他不由地加了把劲往“牛棚”里跑。不想军代表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上来，大声喊：“汪曾祺，你不用回去写检查了，给你笔和纸，你就在这里拣重要的写几句就行了。”
天下有这等好事？汪曾祺接过笔和纸，刚写了一句，那军代表又改变了主意，只见他把手一挥，急促地说：“不用写了，口头检查算了，说吧！”汪曾祺愣住了：“说？说什么……”
“就说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说这个？汪曾祺心中暗喜，同时把一颗提得老高的心放了下来，迅即照猫画虎地学舌了一遍。
到了这时，军代表才道出“天机”，说有位中央首长马上要接见他，叫汪曾祺立即跟他走。想到刚才让自己表决心“跟着首长搞京剧革命”，汪曾祺已明白这位中央首长是谁。看着自己脸上挂着黑灰，手上满是煤屑，衣服也是脏兮兮的，活像个“小鬼”，汪曾祺向军代表提出：“让我回趟家，换件干净衣服再去吧！”军代表断然否决：“不成，来不及了！”
汪曾祺十分为难：“就我这身衣服去见首长，怕不合适吧？”
不想军代表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汪曾祺，已经叫人去买衣服了。他要汪曾祺洗洗脸去。
汪曾祺胡乱地洗过脸，皱纹里藏着的小煤屑一时洗不干净。
一套新蓝咔叽制服已经买来了。汪曾祺换上新装，就随着军代表上了车。此时的他虽然大致猜得到是什么样的首长召见他，但毕竟还不能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江青要进一步抓紧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上演。对于《沙家浜》，她还想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剧中的二号人物郭建光描写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降为二号，这关系到是武装斗争领导秘密工作，还是秘密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重大问题，一点不能含糊。也正是因为要改戏，江青才想起了汪曾祺，这才有了汪曾祺戏剧性的、闪电式的“解放”。
这是一次关于京剧《沙家浜》的定稿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举行。难怪军代表那么急，其他人早就到了。台上第一排坐着江青、姚文元、叶群等炙手可热的新贵，第二排坐着“样板团”的军代表、革委会领导和当时国务院文化组的官员。台下坐着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万一英等。汪曾祺见了，赶紧走过去与演员们坐在一起。
每人发给一本二号仿宋体大字印刷的剧本，由洪雪飞、万一英这些演员轮流朗诵。台上虽然坐了两排人，其实都是听江青一个人的。她不吭气，就接着往下念；只要江青鼻子一哼，就赶快停下来等“御旨”。一旦停下来，江青就会指着汪曾祺：“汪曾祺，这几个字要改一改！”
好在汪曾祺对《沙家浜》如数家珍，虽然乍从“牛棚”出来，不免有生疏感，但紧张之中，稍一凝神，也还能对付。当场改稿，不是易事。江青见改得满意了，就让演员接着往下念。有时为一两个字、一句台词的改动，需要反复多次，总要改得江青不再摇头晃脑为止。
因为是江青点名指派，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他也成了“样板团”的“战士”。待遇很好，吃样板饭：香酥鸡、番茄烧牛肉、炸黄花鱼、炸油饼……每天换样；穿样板衣：夏天、春秋各一套银灰色的确良，冬天还发一件军大衣。样板服的式样、料子、颜色，都是江青自己定的，她也真有那闲工夫。
为排《沙家浜》，江青下令全剧团去苏州、常熟体验生活，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沙家浜》还是那个演过不知多少次的《沙家浜》，但被江青定为“样板戏”后，意义就不同了，连演戏的演员也身价上涨，成了无产阶级文艺战士，神气得很。1970年5月21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拥护毛主席在前一天发表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5·20声明”。《沙家浜》剧组的几个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马长礼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那几天汪曾祺奉命要以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名义写篇体会文章，《红旗》杂志第6期正等着此文与《沙家浜》剧本一道发表。但上午九时左右，一位姓田的军代表急匆匆地找来了：“老汪，快！江青同志通知你上天安门！”通知来得如此突然，又是江青的“旨意”，汪曾祺不免感到意外，但他并不感到“殊荣”，也没有激动得“热血沸腾”。
在新华社当天发往国内外报道首都百万军民天安门广场集会的电讯稿上，长长一大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有汪曾祺的名字，虽然排列较后，但依然在全国产生反响，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九叶派”诗人唐在温州从报纸上见到了汪曾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之中，激动得手拿报纸四处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门了，咱们知识分子有希望了。”
现代京剧《沙家浜》的创作与演出，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国政治的风风雨雨，作为改编、创作这出戏的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竟是如此紧密地伴随着这出戏而不断地起落沉浮，这实在是一个少有的、耐人寻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无庸讳言，因为《沙家浜》，使汪曾祺在“文革”中免除了许多不堪忍受的折磨；但也正是因为《沙家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被关进“学习班”，要求他“说清楚”。而事实证明，汪曾祺只是奉命写作，江青对他只是“控制使用”。对此，人们不免感慨万分。汪曾祺自己对这一切也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
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随遇而安》
仔细体味这段话，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汪曾祺沉重的心情。
Number ： 9882
Title ：一波三折考驾照
作者 ：唐师曾
出处《读者》 ： 总第 198期
Provenance ：世界博览
Date ：1997。10
Nation ：
Translator ：
一
算来我的驾龄已有10年，不仅跑过上百万公里的各式公路，而且擅长冰原、沼泽、沙漠等野外越野驾驶。装甲兵学院许延滨院长在聘我为上校研究员的同时还为我颁发了二级坦克驾驶证。我兜里揣着一大摞各国驾照，足迹遍及亚、非、欧的几十个国家。汽车带我拜会有趣的人，带我去无人涉足的地方，使我的生活不再屈从于周围的环境。
二
二大妈移民加州虽已半个多世纪，但传统中国人的胆小怕事积习难改，她将其诠释为法制观念。尽管我兜里揣着好几国的驾照，在加州公路上往来如飞，可二大妈仍坚持要我考个美国驾照。因为为我签发驾照的大多是美国人眼中的“恐怖国家”，或是动荡不稳，“法纪荡然无存的蛮荒之地”。好在我从小学到北大毕业，一直视考试如儿戏，区区美国驾照，何足道哉。
美国主管驾照的是各州的机动车管理部。
埃尔森特罗机动车管理部设在繁华的帝王谷大街一座深红色砖房里。
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轮到我，我竭力和颜悦色地凑上前去，把我的情况如实禀报。讲了半天，这老兄只是侧耳倾听，毫无反应。我怕他耳背，又车轱辘话大声重复一遍，守在一边的二大妈担心我英语发音不准，又用纯正的波士顿英语再说一遍，这老兄才好歹有了反应，嗓子眼里咕噜出一长串西班牙文，我求援地望着二大妈，二大妈说，这家伙只会讲西班牙语。幸亏他说西班牙语而不是古吉拉特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否则我还得回北大请季羡林先生来翻译。
这时走过来一个傻乎乎的大洋妞，刚一搭话，一口咬定我得先有社会安全卡，拿到社会安全号码后，交12美元即可在此参加文字考试。于是我立即开车奔赴社会安全卡申办处。申办处的官员一听考车，张口说得先有考车笔试合格证才能申请。听得我满头雾水，不知法制国家的哪家法大，我应何去何从。姜到底是老的辣，二大妈走上前说，这位中国年轻人的英文不够好，请您把您讲过的写在纸上，并签上您的大名，免得机动车管理部的官员再把他打发过来，耽误您的时间。这小姐极爽快地找来张公文纸，左手握住笔，一挥而就。
返回机动车管理部，已接近下午5点。所有官僚都准备下班，我挤上前又从头到尾复述一遍，并把社会安全卡申办处小姐出具的公文纸呈上去。一位矮胖而风情万种的半老徐娘接过公文纸钻研良久，又半倚过身子把头伸向邻近的同事，同事则把鼻子埋到她云鬓中，两人又钻研一番，这才同意我报名。
三
呈上护照和12美元，我充满敬意地耐心等待这位女士喝完一大杯咖啡，才小心翼翼地请示如何考试。小姐红袖一扬，抛出一本不算前言、图例、序、跋，仅正文就有97页的《’96加利福尼亚驾驶员手册》，粗略一翻，觉得大都科学合理，与中国、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的道德观无异，如“在车上乱扔废弃物罚款1000美元，责令清扫卫生并记入档案”“驾车者不得佩戴各种形式的耳机、耳塞”等。但有的条款则十分怪异，如“不得在公路上玩弄火器或射击交通标志”，难道美国人都有扛枪上街射击交通信号的癖好？
1991年我在开罗考埃及驾照时，事先准备了一大堆交通规则，结果考试时埃及警官仅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时速限制，二是停车标志，是我历次考车最简便的一次。看来刻板如呆鹅的美国考官非得让我把这本言辞怪异的法规全背下来不可。
3天以后，我精神抖擞地重返埃尔森特罗机动车管理部。考官是一位梳着大马尾辫子、身着花格衬衫、一身肥肉、脑袋很大眼睛很小的家伙。我这人向来不以貌取人，每遇其貌不扬者，都有同病相怜之感，因为我本人不仅足不良于行且相貌丑陋，除了我妈没人爱看我这张脸。但这家伙不该看完我的护照随手摔给我，还加了句“红色中国”。我问他红色中国怎么了？他避而不答，反问我想答哪类试卷。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有各种文字，可以任选，一般人都选西班牙文。我说我要中文，他说很长时间没人要中文了，不大好找。我说既然他们用西班牙文，我就用中文。尽管我的英文交通法已倒背如流，可我仍偏爱母语，像那些英国、法国、西班牙人一样。他听罢翻着长得颇似肚脐眼的小眼睛，挺没劲地瞪了我一眼。
领完试卷，奉命到位于大厅一角的考试区，站在每人一张的高桌子前答卷。试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全是看图题，第二部分是36道问答题。回答方式全是托福、GRE那种在正确的答案处涂黑圆圈。看到周围几位抓耳挠腮、万般痛苦，我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
我用了10分钟结束战斗，得意地环顾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