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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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到了叶剑英那里，就像回到了家，见到了亲人。在他面前，我们无话不说。他对总理感情至深，询问总理的病情最仔细，待我们非常亲切和热情。他不仅了解、理解、体谅和关心我们，还帮助我们出主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接触叶帅多的几位专家，都有这种感觉。
周恩来的病在一天天地加重，血尿量增多，经医疗组讨论，认为不能坐等上面的批示，决定在周恩来住院前，先在西花厅家里输血。根据小便中失血量的多少、血液化验中血红蛋白丢失的情况预定每星期输血两次，每次输血200毫升。如有必要，可以临时决定增加输一次血，也是200毫升。
1974年4月，周恩来在西花厅生平第一次接受输血，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故，共输血89次之多，但没有发生一次哪怕是极轻微的输血反应。这样长时间、大量输血而没有发生任何反应，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一个奇迹。这个工作，多亏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的亲临指导，也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同人们不辞辛劳、长期坚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之结果。
江青、王洪文一伙干扰周恩来治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正躺在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吴蔚然、两个护士和我共四个人。输血大约进行了四十多分钟，输液瓶里还剩下不到1／4的血量，周恩来亦已入睡，发出轻微的鼾声。这时，忽然听到房门下边地毯上有淅淅沙沙的声音，大家注目一看，见是从门外塞进来一张纸条，我过去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王副主席的廖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总理到大会堂去参加政治局会议。”纸条的落款是总理的秘书纪东。
纪东办事历来细心，他知道总理在输血。他写此纸条乃奉命照办，事出无奈。我同吴蔚然商量，所剩血液不多了，总理睡得正香，不忍心去叫醒他，待输完血再叫他。周恩来重病之事，上面是知道的。吴蔚然同意我的意见，我拿起一张便签，用铅笔写道：“小纪，总理睡着了，大概再过二十多分钟，输血就结束了。请你报告一下邓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给廖秘书打一个电话，请他报告洪文同志。”张佐良签名。
不多几分钟，房门下边又塞进来一张纸条，同吴蔚然一起看，见是邓大姐的笔迹：“王副主席处的电话已经打过了，还是要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邓颖超签名。
我与吴蔚然面面相觑，觉得连邓大姐都不便阻挡，尽管我们心里对此不高兴，可也不得不照办。
我不情愿地让护士叫醒周恩来。他以为是输血结束了。我只得向总理说明了情由。
“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个血，我不输了，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周恩来不悦地说。
大家赶忙取下针头，局部贴上棉花与胶布，帮助周恩来起床更衣后，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事后我们打听到，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议题非周恩来出席不可。可见江青之流明知周恩来身患绝症仍带病坚持工作，因大量血尿而在家里输血，他们就是故意进行干扰破坏，使周恩来不得安宁。这是一种非常残忍、毫无人道的迫害行为，是对周恩来肉体及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三五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三五医院。那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多时便形成凝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排尿时痛苦异常，甚至在沙发上翻滚。我们真担心这种情况会引发心脏病而危及生命。
住院期间，由京、津、沪三地著名的内科、泌尿外科、麻醉科专家、中医专家和有经验的临床护士等组成医疗小组，吴阶平教授为医疗组组长。医疗组受毛泽东的嘱托，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精心地制定每一项诊疗措施。人力和各种仪器设备是充足的、先进的，达到当时的国际一流水平。
全体医护人员分组日夜轮班，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因为人人都敬重周恩来，大家都恪尽职守，渴望周恩来的生命能够延续。
1975年9月下旬，专家们确诊周恩来的肿瘤已经广泛转移，病情恶化已经到了晚期，在报请党中央批准后，进行一次重大的手术，目的只是减轻痛苦。
位于中南海大院内西北角上的西花厅，是一座旧王府式的两进四合院。整个院落尤其显得庄严、朴素、幽静和美丽，那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在此居住的地方。
1974年5月，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地工作、沉重的心理压力，致使癌症久治不愈、病情恶化。5月31日，周恩来还硬撑着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拉扎克。他在西花厅睡了最后一个好觉。
6月1日近中午时刻起床，早餐毕，周恩来到办公室里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后，穿着中山装，披上那件深藏青色大衣，在邓颖超、身边人员、医生及护士的陪伴下走到院子里。
此时，为周恩来开车多年的司机杨金明师傅，早已将那擦得乌黑锃亮的总理座车停在了办公室外的院子里。周恩来临走时，站在汽车旁，用目光将整个院子细细地看了又看；嗣后，面对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地工作过的地方伫立良久，目光注视着居住了长达26年之久的办公室，凝神不语；业已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不得不离开他非常钟爱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民操劳的办公室——西花厅，住进医院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以往，周恩来虽然曾经因出国访问、陪同外宾去外地参观，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等原因而多次暂时离开过西花厅，但他决没有想到，这一次，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是他跟这所院落的永别。
三五医院自建院以来，住进来的第一位党中央高级领导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自打住进医院以后，再也没有出得了院。
这所医院，位于北海公园西岸的养蜂夹道，是一幢青砖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四层楼建筑物。除了冬季外，它在绿阴相掩之下，并不太引人注目。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以后，全民备战的气氛很浓，在那“山、散、洞”口号的年月里，专为毛泽东主席修建了这一所战备医院。但是，毛主席一直没有到这所医院去住过。
大楼的第一层是专为党中央领导人设置的，房屋的墙体结构厚实坚固，房间宽敞明亮。第一层共有两套病房，中间与通往电影厅的内走廊相隔，周恩来住的是西侧那一套。自西往东数起，第一间是储藏室，依次为洗手间、会客厅、办公室与卧室，卧室往里的最后一间，便是宽大的洗手间。后来，为了使总理叫医生方便，这个供来客使用的洗手间，就成为我的值班室。我用一块单人床的木板盖在洗澡盆上，作床铺用。
房间里的照明是采用槽灯。这种槽灯是安装在房顶四周的暗灯，你看不见灯的装置，它是发光极强的碘钨灯管，用好几道开关控制光线的强弱。槽灯的优点是光线既亮又柔和，亦不刺激眼睛。假如在初冬时节尚未供暖的情况下，感到室内温度不够，可将槽灯全部打开，只需几分钟时间便可使室温升上来。周恩来是怕热的体质，一般在夏秋季节的夜晚，我们只为他开几个槽灯就足够了。另外，采用壁灯、落地灯、床头灯作为辅助光线。
卧室与办公室之间以木制格栅，并用丝绒帘子拉上分隔。病室内的陈设简单、明快和实用。卧室内的病床与东墙垂直放置；睡觉时，脚顶东墙头朝西。床头立有屏风用以遮风挡视线。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边放一只痰盂；床脚两侧各放一把软椅子，卧室里还有几把软椅供每天来看望总理的邓颖超或向总理汇报和解释病情的专家，以及临时来访的客人使用。卧室西南角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医疗用品。在卧室门约两米处，放着一台先进的心脏监护器（那时还没有无线遥控心脏监测仪），一部双层、放满急救药品、注射器，以及各种敷料和器械的医用手推车，就摆在屏风后面。
洗手间就在卧室里边，只隔一道门，十分方便。里边有普通的浴池、瓷质盥洗池、抽水马桶、小便池和一张躺沙发。另有一只没膝的铁皮水桶，因总理的心脏功能不好，双下肢浮肿，故每天晚上临睡前给他用温水泡脚以活血通络、驱寒保暖与消除浮肿之用。
卧室外的办公室，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靠窗安放着，桌面铺有绿呢台布，总理不喜欢使用玻璃台板。桌子左侧有一只普通沙发，还有一只是我国著名劳动模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特意为重病中的周总理亲自精心制作的钢制活动摇椅。后来，这种钢制摇椅推广给几位老元帅与其他高龄的中央领导人使用。
周恩来住进医院后，叶剑英亲自来过问各种大小事情。他向管理部门明确交代：总理这一次住院治病，你们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你们要照顾好专家、医生、护士及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要让他们住好、吃好、休息好，要搞一点娱乐活动，如给他们放一些电影片子看看，调节一下生活，不要搞得太紧张，专家们的身体累垮了，对总理治病不利。
叶帅还专为专家及医护人员等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规定。
平时，专家每人每天的标准是一元两角，其他人一律八角。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前两天及后三天，专家与其他人员，一律每人每天一元八角；每天要给专家吃水果等。叶帅对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按照叶老帅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周恩来休息好，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病室安静。病房上面的二层楼空着，专家及医护人员都住到三层以上。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也方便，比如总理休息后照样可以使用抽水马桶或者洗澡盆等，这样不至于因水管子发出噪声而影响总理休息。
叶剑英在周恩来每次手术前，都要听取医疗组的情况汇报，他还亲自到设在医院地下室的食堂去看望、慰问和感谢厨师与生活管理人员，向他们拱手致谢和嘱托说：“你们的任务，是照顾好专家们的伙食，保证他们的健康，这就是照顾好总理了，前线同后方的目标只有一个，都是为了给总理治病。”
那个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被列为奢侈品之类。我们只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作为公用。晚上看节目时，电视机前要摆放好几排座位，大家主动给老专家以“优待”，请他们前排入座。大约过了几个月，上面又拨给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把它放在专家居住的楼层公用。
在当时情况下，叶剑英不仅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由他亲自出面过问与周恩来医疗组有关的事情，他起的作用是绝对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那时候的“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的效果比较满意，手术刀口愈合良好，血尿很快便消失，总理的精神与体力的康复亦很快，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为之高兴，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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