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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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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该片在拍摄时到北平来拍外景,父亲曾应邀去和演员见面,介绍创作构想与书的命意,胡蝶等主演还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和母亲。
  为了这部电影,还唱过一出有声有色的“双包案”,闹得满城风雨,不可开交。记载这件事的文章不少,其中以熟悉上海影剧界的高梨痕、平襟亚所著“啼笑官司”一文最为详尽。文载,明星影片公司通过三友书社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由严独鹤编剧,预定拍成有声电影,并在报上刊登了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广告。此时,上海北四川路荣记广东大舞台(黄金荣门徒所开设)正拟由刘筱衡、蓉丽娟上演同名京剧。于是明星公司请律师提出警告,不准上演。后由黄金荣出面调解,改名《成笑因缘》。大华电影社

  第24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3)

  的顾无为对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由眼热而图报复,与他的后台老板黄金荣勾结,走门路,托人情,取得了内政部的《啼笑因缘》剧本著作权,然后又用高薪挖角儿。比如饰演刘将军的谭志远,在明星公司的月薪是100元,顾则给他300元,且预付定洋一个月。其他演员如饰关秀姑的夏佩珍、饰沈大娘的朱秀英等,都接受了顾的定洋。明星公司得知后,即要谭志远宿在公司内,日夜赶拍。当时,独有女主角胡蝶效忠于明星公司,不为顾所动。顾迁怒于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张学良在北京饭店与胡蝶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占东北的谣言。此时有马君武的两首七绝发表,题为《 哀沈阳二首 仿李义山北齐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塜,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两首七绝发表后,有关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更是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张、胡此时根本不相识,所谓张、胡跳舞的消息,据说是日本同盟社捏造的。谁知演出时戏院又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辍演。顾不肯罢休,又组织了一些演员到天津、北平去演《啼笑因缘》。明星公司则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提前与向来放映中国影片的南京大戏院(美商)接洽妥帖,于1932年6月,将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在该戏院放映。放映前,已座无虚席。又谁知顾无为竟从法院弄到了一个“ 假处分”,等到即将放映之际,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以便查封影片。明星公司措手不及,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3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下午5点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便从后台转到前台,对人扬言,这部《啼笑因缘》是他要拍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南京内政部去活动。内政部果然指令“明星”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出当时已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按照杜的指示,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在黄、杜共同出面“ 调解”下,敲了明星公司10万银元的巨款,才告“ 和解”,由章士钊律师代表明星公司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幅广告刊出在《新闻报》和《申报》两大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 啼笑官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此热闹的“ 双包案”,倒是与作者无干,不管他们双方斗法,父亲始终置身事外,既无人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乐得不招惹是非,岂不怪哉?
  1932年9月,《啼笑因缘》影片重新上映。这是中国第一部有部分彩色的电影。
  1945年,由李丽华、孙敏主演了另一部同名电影。
  1956年,由香港拍成粤语片的《啼笑因缘》,由梅琦、张瑛、吴楚帆主演。
  1965年,香港电懋公司拍了一部国语片,片名改为《京华烟云》。由葛兰、赵雷主演。
  同年,邵氏公司也拍了一部,片名易为《故都春梦》,李丽华、关山、凌波主演。这又是一起《啼笑因缘》电影的“双包案”。
  另外,尚有张活游、白燕主演的粤语片,拍摄年代不详。
  1974年,香港拍成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李司琪主演。
  1975年,由邵氏拍成影片《新啼笑因缘》,由井莉、宗华、李菁主演。
  1987年,安徽电影家协会与内蒙古电视台联合摄制了10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王惠、孙家馨、李克纯主演。
  同年,天津电视台拍摄四集曲剧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魏喜奎主演。
  同年,香港亚视拍摄了粤语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米雪、苗可秀主演。这一年竟有了《啼笑因缘》“ 三包案”。
  1989年,台湾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新啼笑因缘》,由冯宝宝主演。

  第25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4)

  1995年,由安徽电视台拍摄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周莉主演。
  2004年,由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啼笑因缘》,由袁立主演。
  舞台剧则有话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北京曲剧、沪剧、越剧、粤剧、滑稽戏、黄梅戏、木偶戏、评弹、宝卷、大鼓、评书以及连环画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热闹非凡,而且是不断翻新,版本众多。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干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 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被“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
  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
  内子1990年到上海,特意去看这《啼笑因缘》的“海内孤本”,虽然纸已发黄,但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本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化的剪报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啸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

  第26节: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5)

  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
  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牗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
  《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色色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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