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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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选择的程序，从这本书中筛选出若干条语录，再找出那些与社会理念有关的词语，看什么样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可以大体看出鲁迅的社会理念了。
全书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及选取语录的条数如下：
一、论中国社会九十七条
二、论中国社会的改造七十一条
三、论中国的国民性六十六条
四、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四十五条
五、人生与生活八十二条
六、青年、未来、希望六十四条
筛选的程序是，从每一部分中选取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所以选第一条是因为作为这一部分的第一条，编者应当是很慎重的。所以选取中间一条，是因为它的随意性最大，不会是有意的安排。中间一条的选法是，末尾是偶数的，除以二所得的数字即为应选的条目；是奇数的，加一再除以二即为应选的条目。当然不一定选中间的一条，也可以随意定一个数字，比如第三十五条，只要每一部分都选第三十五条就行了。
现在我们将每一部分的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共计十二条语录，抄录如下：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呐喊·头发的故事》）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花边文学·运命》）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华盖集·忽然想到》）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且介亭杂文·论毛笔之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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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社会理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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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狭小。
单是一些无聊的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还是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以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书信·致萧军、萧红》）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再看这十二条语录中，有哪些体现社会理念的词语，和它们出现的次数。电脑选词的结果是：
中国——九次，中国人——三次，运命——三次，青年——三次，我自己——三次，国民性、文明、仇恨、凶险、谣言、猛士各一次。
据此可以说，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
实际上，也可以变通一下，把这十二条语录当作一篇文章来读，那么这就是一篇体现了他的社会理念的宣言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但这个社会改造起来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到了让人气馁的程度。纵然这样，还是要改造下去，希望在于青年，在于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就是鲁迅对他所处的社会的看法，也是他对这个社会实施的改造方略。
这样的社会理念，只能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正义感，对社会进步的最起码的认知。他的理念，没有超出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没有新的社会认知，也没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他是学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为只有这一套才是改革中国社会的惟一利器；只有这一套，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眼下腐败落后的状况，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建起一个现代的国家。
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在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在文风上不是白话程度的不同，在社会理念上不是彻底程度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仍未脱中国古文的樊篱，他的社会认知仍未脱中国古代士人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类的命题。没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没有新的社会理想。后期思想的变化这里就不说了。胡适则不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