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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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当然不是一种可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在垄断的市场格局里，它只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降低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挤压住宅市场的中低端消费者，也不利于房地产企业致力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会加剧信用风险。因此，政府对“温州炒房团”行为不仅要设置种种限定——尽管这属于治标之策，但也合乎规范市场运作的要求，而且要对目前住房供给的垄断与开发商的价格合谋进行管制，以便降低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鼓励开展公平有序的竞争——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这里，到底应该给温州炒房团发什么奖章呢？在个别人看来，假如温州炒房团该发铜牌的话，银牌大概就应该发给把房价抬到最高的开发商。至于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的倒地皮者，则最有资格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戴上金光闪闪的冠军奖牌，俯视那些仅为谋得立锥之地就得如工蚁一般劳碌终身的芸芸众生们。按照这种规则颁奖的地方，大概就是某些投机家们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的天堂吧——而那必将是所有诚实劳动者的人间地狱！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0节 资本驱逐动物？
本文与张群群合作。
5月27日，看到《南方周末》刊出的《北京动物园“迁”动人心》一文，不禁为之愕然。一个好端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迁走？一个沉淀了近百年文化与传统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要让它在瞬间毁灭？这仅是“谁有权决定动物园搬迁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吗？要知道，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要确立这种合法性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仅是涉及动物园当事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吗？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买相关决策者，那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不仅是要不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大问题，而且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如何保护民族遗产、如何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重蹈当年北京古城墙被拆后万劫不复之旧辙。这不仅会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也会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迁移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便是针对动物的迁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动物园从老城区迁走，表面上体现的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夺动物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对动物的排斥关系，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排斥关系。动物园的拆迁，只不过是社会把对待人的态度强加于动物身上。在动物园中面临拆迁的动物们的处境，恰恰成为所有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所处境地的一个准确而生动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把陷于搬迁、贫穷与发展困境中的强制移民对象称为“移动的靶子”。
据报道，政府官员认为北京动物园迁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是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实在是荒诞无稽。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来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疾病的传播地。按此逻辑，如果动物园因可能成为疾病源而要迁出的话，那么医院也可能成为医源污染的源头，是不是北京所有的医院都应搬出北京城区呢？！
至于交通状况的问题，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该地繁华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于该地繁华后有多少空间来支持，而在于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对该地做好交通规划与管理。在香港的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其繁华程度、人流密度、空间拥挤程度，北京的西直门地区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但香港这些地区的交通不也是畅通无阻吗？其原因正在于香港能够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促使目标最优化。但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不从自身规划设计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强调外因。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既不能够问责，也做不了分内应当做好的有效率的事情。这样的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好好整顿吗？
对于什么提高动物福利之类说辞，那真是无稽之谈。什么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呢？是让动物园的动物生活条件更好吗？是要寻求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是这样，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彻底放生、回归大自然，岂不更好？何来动物园的搬迁呢？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动物园的首要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为动物服务还是为人服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虑到环保主义者对于动物福利的理性诉求，整体搬迁动物园，摧毁园中动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环境，这种做法的冠冕堂皇理由就更值得怀疑了。面对造成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拆迁，动物远远比人更加凄惶无助，更加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动物园的设立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为园中动物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与环境，目的就在于如何便于动物园的管理，降低这项公益事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效益。那么，动物园的搬迁，其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如动物搬迁的过程、新园址的建设、新环境的创造、动物在新环境的适应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纳税人承担之外，谁还会来承担呢？加上迁入新园对民众造成的不便，更是把搬迁动物园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如果有些动物在搬迁过程中死亡、有些动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骤然丧命，这种管理成本的增加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和想像。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西安、昆明等地就曾出现动物搬迁而死亡的例子。可见，这种做法既损害人的福利，也损害动物的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动物园既是这座城市里居民们的动物园，作为我国文化古迹的明代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也积淀了中国近百年的动物园文化的传统，其价值不只是政府出让几块土地收到一些土地出让金；或者是动物园搬迁要花费40亿元这些数字就可估算的，它是无价之宝。这种无法复制、不可再生的文化财产如若在我们手上毁于一旦，我们必将会遭到子孙后代的唾骂，就像北京古城墙被拆那件事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多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呢？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从三十几街到八十几街（曼哈顿总共有一百八十多街），其面积之大，占地之广，其土地之价值，北京动物园那块地方怎可与之相比？但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中央公园，从来就没有人会想到把它摧毁用以大兴土木的。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哪一座大城市，其中心会没有大公园呢？北京市本来就公园稀少、绿地稀缺，北京近乎强制性地搬迁动物园，除了会弱化北京市在国际城市中的竞争力、损害北京作为国际化城市的形象之外，还能有什么积极效果呢？这样一来，北京又如何与国际城市文明接轨呢？这项拆迁决定与北京市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的理念也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北京动物园是迁走还是留下，哪项选择的商业价值更高呢？当然，从短期利益或某些特殊集团的直接利益来看，拆迁会使某些人获得最大利益。特别是当北京动物园搬迁后，此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之后，这种短期利益与直接利益更是明显。
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否会想到，动物园留在现址所带来的巨大客流，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的商业繁荣，而且也会带动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升值。加上受动物园环境绿化功能的带动，其周边地区房地产项目附加值的增加更会巨大。可以说，只要把眼光放得稍稍长远一些，就会看到这种升值肯定会高于动物园搬迁后在此处新建房地产项目的价值。如美国曼哈顿中央公园周边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就要数倍于其他地方的房地产项目。考虑到这一点，若政府甘愿为眼前这一点小利而不惜损害社会民众之大利，这种做法实属不智之举。
总之，从民众公共利益、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政府威信、城市的国际形象、政府的商业利益及搬迁的技术条件，甚至是动物福利来看，北京动物园的搬迁基本上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而直接受益的是某些房地产开发商及其利益相关者，损害的则是广大民众与社会的福利。因此，对于北京动物园的搬迁，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要集思广益，广泛听取市民和专家的意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不可一意孤行。退一万步说，如果北京动物园一定要迁，那么要迁走的也只能是动物，而不是公园本身；并且其前提也必须是可爱的动物们真的有了一处更好的栖身之所，搬迁对它们来说的确不是乐园的丧失，而是乐土的再造。无论如何，北京动物园这块绿地一定要保留下来。你听到了作为“移动的靶子”的那些动物们的嘶吼了吗？但愿在拆迁的问题上，动物们比人更幸运。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1节 国有银行借记卡该不该收费
近段时间，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收费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至于民众手中的国有银行借记卡，以客户为一方，以四大银行为一方，收费或不收费，大家都有其理由。特别是律师的加入，消费协会参战，更使得这件事让媒体与国人十分关注。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四大国有银行借记卡该不该收费？该收费，理由何在？不该收费，理由又何在？该收费，在什么时候收费合适？还有，借记卡收费真的是违反了《合同法》吗？真是一种“霸王条例”吗？或不是这样。只要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理清楚，收费不收费就清楚明白了。
其实，在一个发达的市场体制中，银行服务如何收费、如何定价应该算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完全由银行本身根据其成本收益来确定，而不需要外界多加评说。因此，对于银行服务，它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费；它可以高定价，也可以低定价；它可以把他人的经验做参考，但不存在什么国际惯例，因为银行服务的收费与定价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如果银行服务的定价合理或合适，那么银行与顾客之间的交易才得以顺利进行；否则，无论是银行还是顾客，哪一方觉得交易条件不满足，他们之间交易都无法进行。但是体制不同或在非市场体制下，其情况就迥然相异了。
因为，在不同的体制下，银行的性质不同，它们服务的目的与功能也是不同的。如果国有银行在获得收益时，则把外国私人商业银行运作办法、收费标准及定价方式套用过来，而成本承担时，则以自己为国有银行，那么，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
首先从国内银行业的情况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有70％以上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