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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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药还在家里放着，散发着一股凉森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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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果然没能到医院去。我找装修公司去了，想让他们抓紧时间把新房子装修好，无论如何妈快出院了。朱毅然主任已经谈起出院的时间问题。别人手术后三四天就出院了，我们已经住了二十多天。可是那个装修公司根本不讲信誉，扯皮扯到下午，问题照样解决不了。从装修公司出来已经很晚，就没再赶到医院里去。　
　　这天小阿姨按照我的安排问过妈：“姥姥，您想不想阿姨，您要想阿姨我就去打电话把阿姨叫来。”　
　　妈伤感他说：“她生气了，再也不会来了。”　
　　这件事纯属巧合，却伤透了妈的心。　
　　从此她晚上不再闹了，睡得也安静了。　
　　还也许，正是我这一番“训话”把她吓坏了，怕我真会因此丢弃了她；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她的自尊、自爱，到了真不行的时候，她也忍着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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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自然都是我的过错，但也不能回避负荷超过极限就会失控的现实。　
　　也许我不该怨天尤人，要是在西方的医院，他们决不会让病人家属累到这种神经失常的地步。他们也不会允许病人家属抢医护人员的饭碗，替医护人员干那本该是医护人员干的万般事体。那万般事体要是分摊在每日轮换一新的医护人员身上，反倒能让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和力量，将其转化为“南丁格尔”的崇高精神。谁让我们住的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院，哪怕是五六十年代的医院，也不会发生这种让人追悔无穷的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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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妈一不闹，就显出衰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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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五号，星期二。　
　　上午一到医院，就发现妈的脸色一反前些日的红润白皙，突然变得晦暗起来。在额上手术钻孔的部位，还塌进一个黄豆大的小坑。　
　　马上去找大夫，病房里却一个大夫没有。又到罗主任的办公室去找罗主任，他也不在。可是下午三点我还得赶到新桥饭店，前天作协已安排好我到机场送意大利的那位朋友。她已经和他们团长彻底闹翻，决定提前回国。如果我再中途变卦，可能会使她更加烦恼。　
　　我又无知地认为妈的情况不太要紧，便安排小阿姨在我走后继续寻找大夫，我会不断地和她联系，如果情况紧要我将及时赶回医院。晚上打电话给小阿姨询问妈的情况，她说大夫看过了，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岂不知当时已是大难临头。第二天我到医院后，又找大夫反映妈的情况，大夫说妈脸色晦暗是正常现象，因为手术中的瘀血还没有吸收干净。瘀血是块状不均匀的分布，而妈是整个面部都晦暗了。我说：“不对，她手术后脸上确实有过瘀血，但是五六天就吸收完了，脸色不但恢复了正常，而且又红又白比手术前更好，怎么突然又有瘀血了呢？”大夫还说是正常的。至于额上塌进的小坑，大夫也说是正常现象。护士们也这样安慰我说，有些病人的钻孔部位还鼓出一个大包呢！比起一个大包，一个小坑自然算不了什么，更不必着急了。我不是大夫，连一般的医学常识也一窍不通。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对我妈身上那些哪怕是很细微的异常现象，果然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我只能无穷悔恨地想，当时为什么没有竭尽全力、坚持到底地把我的疑问弄个明白？后来看到一本民俗讲话，其中说到病人脸色突转晦暗，就过不去半个月了。妈正是在脸色转暗后的十三天去世的。我那时要是懂得这一点，妈会有救吗？妈留给我的许多谜，只能等我也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能解了。确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医生只能治病，治不了命。既然我已发现，并向医生屡屡指出要妈一命的厉害，医生却把它放过了，这不是妈的命又是什么？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号，唐棣带我在纽约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验证那一次的检查无误，我离开美国之前的七月八号，她又带我做了第二次检查。回国后，我将这些检查结果请同仁医院的一位主任过目，她说，这个血液检查的项目太详细了，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就好了……她没有往下多说。　
　　我能明白，要是母亲手术后每隔三天能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不仅她在血液动力上的变化，哪怕任何方面的变化可能早就发现了，也许早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我不说完全可以防止后来的恶变，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可是妈手术后，除了第三天晚上因Y大夫负责缝合的右侧刀口不尽人意，引起大量出血，经值夜班的王集生大夫再次缝合，并嘱我第二天一早立即带妈到检查科做一次CT检查，以便确认这次出血是否回流脑膜，引起颅内血肿之外，连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也没有做。更不要说每隔三天做一次这样的血相检查。　
　　我深知在中国平民百姓做这样的检查目前还没有条件，可是出院前那次例行的检查呢？哪怕仅仅是再做一次CT检查？　
　　就算医师没有想到，我也应该主动提出啊，而我那时却不懂得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母亲去世后，我反复思考导致她去世的各种可能时才明白，本该做的，也许能挽救她于万一的许多事，我们却没有做。现在我倒是懂得一些了，可是还有什么用呢？　
　　我甚至没有追究过Y大夫的责任。　
　　追究为了什么？如果追究能挽回刀口缝合不好给母亲造成的损伤、能让母亲起死回生的话，我当然穷追不舍，可我就是追究到天上，或是地下，母亲因这刀口缝合不好造成的损伤也没法弥补、母亲的生命也无法追回了。就连这个惨痛的教训。该记着的人也不一定记着，因为，它只是我的惨痛而已。　
　　我不知Y大夫在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想法？　
　　大约十六号下午，我发现妈感冒了。　
　　在病房里没有找到大夫，就请护士开了一张“感冒灵”的处方。　
　　病房和药房的联系通常在上午进行，便自己拿了处方到前楼门诊部的药房去取，这样可以马上拿到。　
　　妈对这次感冒相当重视，服药认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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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七号，星期四。早上妈有些咳嗽，并带有少量白色泡沫的痰液。　
　　小阿姨问她：“要不要吃药？”　
　　她就说：“我想吃药。”没等我到医院，就让小阿姨去找大夫开了医治咳嗽的处方。妈怕护士送药不及时，还让小阿姨到护士站察看药房是否已按处方将药送来？果然如妈所料，药就在护士站的柜台上端端地放着，小阿姨及时取了回来。　
　　那时她对生命还抱有很积极的态度。　
　　我到医院以后，又让护士给妈开了一些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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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眼科大夫给妈复查了视力。　
　　本来说好由我带她去复查，却不知怎么改动了时间，因为我还没有赶到医院，只好由小阿姨带她去复查。复查很不成功，妈的视力与手术前相比，甚至没有多少改善。　
　　我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　
　　谁能像自己儿女那样耐心，在老人们已经无奈到最琐细的行为都需要他人辅助才能完成的情况下？何况小阿姨也不懂得如何配合医生。　
　　妈刚入院我带她做这项检查的时候，就是靠病人的眼睛随着医生指挥棍的滑动，口述那指挥棍的位置来判断病人的视力、视野。眼见前面几个病人连这样的检查也不曾接触的样子；或反应迟钝，所答非所问的走了过场。好在不过是视力检查，有些出入问题不大。幸亏我的态度谦卑，并善解医生的意图，使妈配合得算是默契，好歹把妈的视力查了个八九不离十。　
　　那天妈有点怪，她对自己视力恢复得好坏似乎兴趣全无，而前不久她还在希望自己尽快恢复健康，就在早上，她还想尽快治好她的咳嗽。　
　　不过她催我快去检查室，为她做过特护的护士正在那里，据妈说她可以根据这次视力检查的结果，给妈配副合乎目前视力的眼镜。　
　　如果真是这样，不比去眼镜店配眼镜方便多了？我兴冲冲地跑到前楼找到那位护士。不知为什么，她和她当特护的时候相比态度大变。让我一下回想起妈入院那天，她正巧在高干门诊值班，也是如此的淡漠。她问我：“这个检查和配眼镜有什么关系？我们医院又不是眼镜店，怎么会给病人配眼镜！”　
　　妈是怎么听的？这可能是妈的误会。以为一查视力就和配眼镜有关，便向人家提出这个要求，人家跟她说不清楚，只好这样应对一番。能这样应对妈，而不是一个钉子给她碰回去，我难道不该知足吗？我虽然空手而归，倒也没有多少沮丧，配眼镜的事情不急，出院以后再配也行。　
　　复查既然失败，我倒要自己试试妈的视力恢复到什么程度。回到病房，我让妈先戴上她的眼镜，试着看看药盒上的字。她说看不见。　
　　这个手术难道白做了不成？她手术后的当天，就能看清我一次又一次伸给她的手指头，怎么现在反倒后退了？想了想才恍然明白，妈戴的还是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配的那副眼镜。　
　　那时她的视力差得根本测不出度数了，我央告眼镜店的师傅，好歹给算个度数、配一副。那副眼镜的度数自然深得不能再深。即使那样，妈戴上以后还是看不见什么。现在视力恢复后再戴那副与视力不合的眼镜，当然不行。　
　　我让妈戴上我的眼镜试试，妈不肯戴，说她的度数比我深，怎么能戴我的眼镜？我说她的度数并不深，不过是因为瘤子压迫视力神经的缘故。　
　　戴上我的眼镜以后，妈能认出“虫草鸡精”那个药盒上的“虫、草、鸡”三个字了。她似乎高兴起来，不过她就是高兴也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喜形于色，比如我。　
　　晚上回家的时候妈提醒我：“家里还有盒‘痰咳净’明天你给我带来。”这难道不是说，妈那时的意识还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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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号，星期五。　
　　遵妈的嘱咐，从家里带来她平时咳嗽常吃的“痰咳净”喂她吃下。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她坐在病房里的太师椅上，我站在她面前，用药盒里的小勺喂她吃药之前还说：“您先屏住气，拿嘴唇把药抿进嘴里去，把药在嘴里含混了再咽，小心药面呛了您。别咬小勺，不然药面粘了吐沫就粘在小勺上了。”　
　　妈还是咬了一下小勺，把药弄湿了一点，还有点呛咳。记得我的心立时为她小小的呛咳微微地紧了一下。　
　　这盒“痰咳净”我还留着，特别是药盒里的小勺，上面还粘着被妈抿湿后又干结的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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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九号，星期六。　
　　妈这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