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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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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拧!�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        ※         ※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        ※         ※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混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也没有流过泪。 

           ※        ※         ※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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