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82-生命的沉湖-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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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谈谈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着“革命救国”与“科学（教育、文化、学术）救国”的不同选择。到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历史的结果，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对知识分子中的这两种选择做出了一个价值判决：“革命救国”的道路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而且具有道德的崇高性。许多学院派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忏悔了：在革命者为国家流血牺牲时，自己却为了一己、小家的生存而躲在书斋里，这是有违良知的。正是这样的道德自责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改造”，轻易地否定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文化、教育工作，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不但一无可取，而且是有罪的。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最后推导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性：知识、学术本身就是无用而有害的。——知识分子的不无真诚的自我反省，就这样最后陷入了文化专制主义与反智主义的陷阱。这也是血的教训：知识分子自有弱点，中国知识分子更有许多劣根性，这是需要反省与批判的；但千万要注意，不能把这种反省与批判，变成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当然，你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走向这样的极端。
这封信写得比我预料的要长得多，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你在文章中谈到了鲁迅，我自己也是不断地从鲁迅那里去吸取精神资源的。最近我也在反省自己的鲁迅观：或许我们在强调鲁迅的怀疑主义，他的精神上的沉重面的时候，对他的理想主义的生命的亮色注意得不够；我们在突出他的批判的尖锐、激烈、不留情面的时候，对他精神气质中的宽厚的一面有所忽略。而这种亮色与宽厚更可能是构成他的生命的底气的东西。——“底气”是我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问题；在好几篇文章中我都提到《红灯记》中李玉和的那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都能对付”；在我看来，鲁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亮色与宽厚做“底”，他无论怎样悲观与愤激，都不会走向极端。——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一再提醒人们，对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启示作用。记得我们在一次交谈中，我提醒你，在对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做批判的时候，言辞不妨可以尖锐一些；但在批评具体的人，特别是指名道姓的批评时，则要谨慎，要充分地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复杂性、多面性，批评要有余地，不要只图自己说得痛快而有意无意地伤害别人，也就是说，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宽厚待人。你对我说，你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有宽厚、甚至软弱的一面，这我是相信的，有你的一些散文为证。因此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好地调动与发挥自我生命中的各种因子，既要保持批判的激情与锐气，又要以对人的宽厚与理解做底；在坚持某种选择的同时，不但不要轻易地否定不同的选择，而且自己也不妨从这些不同的选择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你知道我是最尊崇鲁迅的，并不认同周作人的选择；但我仍从周作人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据我的经验，以某一种选择为主，同时对他种选择有所择取，达到互补，这对我们自身思想、人格、性情的健全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仅是供你参考而已。
其实，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不仅是与你商讨，更是对自我的一种反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警戒。很希望能听到你的意见。这封信当然不准备发表。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摩罗等朋友一阅，或许能引发出某些讨论。
祝
好
理群
1999年1月10日—12日陆续写成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东成先生的这本心血之作，本是应由他的恩师李景隆先生作序的——尽管我至今未曾与李先生见过面，但通过东成的叙述，对这位“历经磨难”而“蔼然面对人生”的“儒雅”之士，却已如故人，并怀着深深的敬意。但先生重病在身，无力提笔，只能由我作为东成的一个朋友来写几句话了。
但我却有些为难。这是一本文艺理论的著作，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我早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对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发言。而且我对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历来有些望而生畏：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创造社的才子们说话、写文章都摆出一副“创造脸”；理论界也有那么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特此声明，以免发生误会），俨然以“天堂的把门人”自居，一面宣示不容质疑的真理，一面对认定的异端大加讨伐，这副道学家面孔也是够吓人的。但东成先生毫无道学气，他倒是以凡人自居的，一再地声明，自己说的全是常识，是可以、而且欢迎读者和他进行讨论的。东成还有点草根气，他不但鼓吹“草根意识”，而且自己在写作中也时常不顾所谓“学术规范”，跳出来直接抨击时弊，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完全不像一个学院里有涵养的绅士。这一点，倒对了我的脾气，我也是因为喜欢乱说话，而让一些人觉得不像个教授的。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破破自己的规矩，来为东成的这本书说点外行话了。
何况东成的有些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还引起了我的共鸣与进一步的思考，似乎也有一些话可说。
如本书的标题所示，东成先生是非常强调“艺术人格”的。在他看来；“醇正、深厚的艺术良心是一切真正的文学创作一块须臾不可离开的‘通灵宝玉’”。他强调“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一个‘精神漂泊者’，永远不停止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永远对此岸、对现实感到不满”，保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不媚权，不媚俗，不媚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东成先生之所以如此大声疾呼，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心中没有爱和怕，没有热爱、悲悯与谦卑，无法无天，无所畏惧，太轻慢、无视乃至践踏常识和规律了”，因此，他认为，呼唤“正直的、富有理性和良知”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发展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当务之急。
我于是想起了20世纪初，鲁迅在《破恶声论》里发出的呼唤：“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当然，鲁迅的思考是更为深广的；因此，我想就鲁迅的这一命题作一点我的阐释，与东成先生和读者一起讨论，希望能使东成先生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一步。这应该不算是跑题吧。
鲁迅在这里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伪士”即“假知识分子”的概念。按照鲁迅的解释，所谓“伪士”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打着“科学”、“适用”等旗号（也即东成先生所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动辄指责别人（例如“气秉未失之农人”）“迷信”，其实质是他们自己“精神窒塞，唯肤薄至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鲁迅因此称他们为“无信仰之士人”。非但如此，他们还要扼杀人们的信仰，即鲁迅所说；“自唯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颠倒黑白，竟至于此。但他们有时也把自己打扮成“信仰”的捍卫者，并动辄指责别人“无信仰”或“背叛信仰”：这同样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表演。鲁迅因此又提出了“正信”这个概念。所谓“正信”，首先是自命为“正确”，而且是唯一而排他的，是对真理的垄断，即所谓“正统”，而实际上不过是某个时代、某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多数派的意志。这些“正信”的垄断者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发自自己内心的信仰的，在“万喙同鸣”中他们早已失去了自我，却要以“多数”做权威；“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因此；“正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它是“敕定”的，即是自上而下的强加，是与真正的信仰的自发性与内发性相背离的，因此，实质上是一种“伪信”。“伪信”而又要强制别人接受，这正是显示了“伪士”们既无信仰而又行专制的特征：这正是鲁迅认为“伪士当去”的原因。
生命的沉湖与“正信”对立的是所谓“迷信”，这是一个被“伪士”们扭曲、丑化了的概念，因此，鲁迅先要为其正名，他明确指出：“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鲁迅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东成先生在本书中所竭力鼓吹的“对彼岸、对精神理想的追求”，也即人的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或者说，所提出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谓“迷信”实质上就是追求信仰的执著与痴迷，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宗教”精神的肯定。——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对宗教的肯定只限于对‘伪士’的批判，他本人并不站在一切特定的既成宗教的立场上”，他肯定的是“一切自发的、发自内心的信仰”（参看《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宗教’的关系》，载《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11期）。如鲁迅所说：“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这是鲁迅所倡导的“立人”思想中的核心。在鲁迅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多的是无信仰、假信仰的“伪士”，缺少的是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的“精神界战士”，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强调“迷信可存”时，使用了“神思”的概念。在鲁迅看来，宗教与文学，甚至科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是有着根本的相通的：它们同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产物。因此，对彼岸的关怀，理想、信仰的追求，总是同时伴随着“神思”，即人的自由无羁的想象，所谓“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鲁迅一再发出感慨：“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念古民神思之穷，有足愧尔”。鲁迅显然从自由创造精神的不足，想象力、幻想力的贫乏里，感到了某种危机。这就抓住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精神发展与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另一个要害。
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让我们后人感到特别难堪的是，鲁迅在世纪初所指出的两大匮缺——精神信仰的匮缺与自由创造精神、想象力的匮缺，到了世纪末，不但没有得到弥补，甚至是更为严重了，并且依然是当今中国精神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