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美国改革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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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控制下的政府。
普特兰对此作了一个绝妙结论：“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处境，对政府官员
作决策来说是有权无责；对政治人物作决策来说是有权无能。政府官员决策
过多，会引起立法危机；政治人物决策过多，则会带来效率危机。”
看来萨缨尔想说而未说，从医疗保健器械制造商协会的活动反映出来的
想法是：决策者必须把美国工业的竞争能力摆在最优先的地位，作为法律认
可的社会需要；政府工作人员与企业界必须经常相互合作，一致行动，为了
满足提高美国工业竞争能力这一社会需要而换脑筋，改变思维方式。
第五章
第五章
公司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犹如隔着一片汪洋大海，波涛汹涌。更有宦
海激流，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海上漫天疑云，腾起阵阵细浪。有时，刹那
间，营私舞弊狂风大作，竞刮得宦海处处生波。在水门事件期间，里根总统
的私人秘书罗斯·玛丽小姐抛出了一纸名单，1972年里根竞选连任总统时非
法提供巨额捐款的美国大公司统统榜上有名。还有什么美人计、联姻术，什
么国防部采购人员损公肥私，高价包揽蹩足货丑闻。。在日本更有里库德公
司行贿权门，兜售飞机丑闻等等。很难想象，古往今来，天涯海角，不知哪
国首都，不讲行贿、吃回扣，没有好处费、行骗坑人、敲诈勒索这一套的。
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政治制度，在廉洁奉公的竞赛中，是明显领先的。
仅此一条理由，就足以使在公司和几家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穿针引线的差
事难当。在政府官员眼里，这些疏通政府关系的经理们只是一味奴颜婢膝，
替本公司的小圈子利益跑腿卖命；在本公司总部，他们的顶头老板却又会怀
疑这帮家伙“吃里扒外”、“卖身投敌”、蜕化变质，或者两毒俱全。这些
人夹在中间，一头的利益要代表，另一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往来。
在美国，干政府事务经理，碰到的难题就更特殊，根源来自对行政控制
的作用以及政企关系的一些传统观念与看法。既然人们认为行政控制碍手碍
脚，但又无法避免，便会主张管得越少越好，企业界的所有权是神授天赐，
不容剥夺。结果，政企关系的特色便是：企业界天生更合理合法。除了市场
以外，加上企业界头上的束缚限制，总是遭到百般怀疑，不经过一番硬顶硬
抗，是不会接受的。虽说，行政管理部门干预企业活动的权利微乎其微；企
业界却有种种权利指望、要求政府支持。这话听起来似乎牵强附会，其实不
然。以美国的大银行为例，拉美国家见它们的债款收不回来了，麻烦是这些
大银行自己招惹的，到头来却要求政府来帮它们收拾烂摊子。事后，政府对
银行的经营方针影响依旧不大，毫无变化。这就叫“自由企业”。
这类想法虽然不切实际，但许多企业界的头头脑脑却总是挂在口上，装
在心里，奉行如故。这样一来，负责与政府打交道的经理便时常左右为难。
一头既要讲现实、讲效率；另一头又得迎合本公司老板的偏见。于是，在美
国讲改革，这类经理就成了争论风暴的中心。因而他们的作用十分重要，格
外惹人注目，至少不亚于负责财务、销售、生产、管理的头头们，甚至更胜
一筹。可是，他们的作用总是没人看到，薪水大抵微薄。在人们眼里，他们
是听候使唤的，是总经理的手下人。他们的创造性与想像力本来应该受到支
持和鼓励，却往往遭到打击窒息。结果大家受害遭殃：公司、政府，大而言
之，整个社会公众，无一幸免。
由于对政府事务经理室的作用，从设立之时起便有争论，这地方又不是
大把赚钱的中心，至少其好处不那么明显，一讲削减成本，就想干脆砍掉拉
倒。谈起政府事务经理室的成果来，总是从短期、消极的角度来衡量，比如
设法促使这件那件议案无法在国会通过之类。其实，搞好企业与政府部门间
的长远关系，尽管对提高公司对外竞争能力作出的贡献可能会大得多，却未
引起重视。
由于对政府事务经理室的作用，从设立之时起便有争论，这地方又不是
大把赚钱的中心，至少其好处不那么明显，一讲削减成本，就想干脆砍掉拉
倒。谈起政府事务经理室的成果来，总是从短期、消极的角度来衡量，比如
设法促使这件那件议案无法在国会通过之类。其实，搞好企业与政府部门间
的长远关系，尽管对提高公司对外竞争能力作出的贡献可能会大得多，却未
引起重视。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立政府活动办公室
在。。 60年代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并没有把政府关系划分出来，作为一个
专职部门。当时的观点是，政府的政策对公司的影响不大，不管执行什么政
策，公司都受得了。即便政府政策偶尔侵犯到公司的利益，也有设在美国的
公司总部管理部门和派驻国外的地区经理去交涉。
后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在欧洲，另一件在美国，才改变了这种观
念。接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便设立了新的专职部门，在美国国内的，叫做
政府活动办公室；派驻国外的，则称为对外活动办公室。
第一件大事出在。。 6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政府以涉及国家安全力理由，
拒绝颁发准许状，批准一种型号的计算机向欧洲出口，这在欧洲惹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这种型号的计算机并不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产品，但在随后争
辨欧洲国家有无所谓“治外法权”，干涉美国出口政策时，国际商用机器公
司主管外销的部门却认识到，此后欧洲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把厂址设在美国
的公司，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内，统统看成靠不住的供货商。管理部门
从这件事得出结论，碰到这类牵涉面如此之广的问题，单靠派驻某个国家的
经理是处理不了的。要处理这类问题，既要进行广泛的分析研究，了解情况，
也要跟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商务部里主管制订出口管制政策的工作人员经常
通气。这还不够，还要善于处理同他国政府的关系，做到协同动作，数管齐
下才行。
司主管外销的部门却认识到，此后欧洲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把厂址设在美国
的公司，包括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内，统统看成靠不住的供货商。管理部门
从这件事得出结论，碰到这类牵涉面如此之广的问题，单靠派驻某个国家的
经理是处理不了的。要处理这类问题，既要进行广泛的分析研究，了解情况，
也要跟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商务部里主管制订出口管制政策的工作人员经常
通气。这还不够，还要善于处理同他国政府的关系，做到协同动作，数管齐
下才行。
于是，在
70年代初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便成立了政府活动办公室。首
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来挂帅。是挑选一位在政府里任过职，主要有从政经验
和知识的人士呢？还是挑选一位了解公司，熟悉业务，懂得企业文化的人士
呢？总部管理当局倾向于第二类人选，任命小查尔斯·麦基特里克出任政府
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当时麦基特里克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数据处理部副主
任，有
25年经销经验，主要是向政府部门推错产品。
尚待拍板的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有：政府活动办公室。负责人常驻华盛
顿呢，还是留守在总部？跟政府打交道的一帮人与负责研究公共政策趋势，
决定公司对策的另一帮人；是合并在一个机构里呢？还是各干各的？政府活
动办公室的人员，是从经验丰富的“华盛顿官场通”当中聘请好呢，还是从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职员当中抽调？最后做出的决定是：把政府活动办公室设
在华盛顿；两套班子，对外挂一个牌子；工作人员主要从公司内部聘用。
从内部招聘人员，好处是可以使政府活动办公室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
部的“客户”对上号，建立起紧密联系。这里指的是总部里那些工作性质与
公共政策息息相关的人，也指那些对某些具体问题感兴趣，急于知道这些问
题在华盛顿和其它国家首都下落如何的人。办公室设在华盛顿，大有必要，
既可了解和预测政府的政策和决定，又可及时施加影响。麦基特里克说，“要
想知道政府人士的需要，要想让公司自身的政策主张得到采纳，就得跟他们
做邻居”。“政府活动室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带来的额外好处是，我们摸清
政府的底，便可以替公司通风报信，出点子，为公司鼓吹呐喊。”
麦基特里克认为，决定把疏通政府关系，搞院外活动与研究分析政策问
题这两套班子放在一个办公室，极其重要。尽管这两个部门自成一体，人员
各异，互相关系却“几乎天衣无缝”。政府关系部经理以院外活动者名义登
记身份，重点放在立法程序上，着重发展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跟国会议员的关
系。专题经理则是头脑冷静的专业人员，任务是成为实质性领域如贸易、税
收、技术、保健、安全等方面的行家里手，根据本人分工，参加到驻华盛顿
政府活动办公室决策人士的核心圈子里去，随时准备应政府官员与客户的要
求提供咨询。他们要先走一步，在纠纷酿成难于解决的问题或危机前，及时
设法帮助解决。专项经理以专业知识为从事院外活动的经理提供信息，又从
后者了解情况，扩大视野。双方相互配合，成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政府间
的桥梁。有了他们从中施加影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制订经营方针时会把
政府的利益与公共政策的可能发展趋势考虑进去；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对国
际商用机器的公司的利害所在也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他们设法使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跟美国公众的利益协调一致，在做国外生意时，对其他国家的情况
也心里有谱，便于与之合拍。
系。专题经理则是头脑冷静的专业人员，任务是成为实质性领域如贸易、税
收、技术、保健、安全等方面的行家里手，根据本人分工，参加到驻华盛顿
政府活动办公室决策人士的核心圈子里去，随时准备应政府官员与客户的要
求提供咨询。他们要先走一步，在纠纷酿成难于解决的问题或危机前，及时
设法帮助解决。专项经理以专业知识为从事院外活动的经理提供信息，又从
后者了解情况，扩大视野。双方相互配合，成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与政府间
的桥梁。有了他们从中施加影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制订经营方针时会把
政府的利益与公共政策的可能发展趋势考虑进去；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对国
际商用机器的公司的利害所在也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他们设法使国际商用
机器公司跟美国公众的利益协调一致，在做国外生意时，对其他国家的情况
也心里有谱，便于与之合拍。
负责国外对政府活动的经理分工处理特定国家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日益
超出国境。“只消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采取的行动，其影
响所及，不仅限于日本、欧洲和加拿大，还达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巴
西、香港、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乃至经
互会（东欧）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