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煮酒侃三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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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记载，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皇帝派遣司空张温代理车骑将军，向西征讨边章、韩遂叛乱。张温上书请求派孙坚为军事参谋，屯驻长安（今陕西西安）。张温以诏书召见董卓，董卓拖延了很久才来见张温。张温责备董卓，董卓则是很不服气，估计当场就发生了言语冲突。孙坚当时在座，就上前对张温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宜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 孙坚对董卓的嚣张狂妄非常不满，建议张温以召见不按时到达的罪名，以军法处斩董卓。张温却担心董卓在陇蜀一带享有威名，“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说：“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於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於是在矣。”张温始终还是下不了手。事后朝中大臣听说孙坚历数董卓的三条罪状，无不叹息，孙坚被破格升为议郎，和这件事情应该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久董卓乱政，孙坚还感慨：“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虽然以孙坚的政治眼光不可能预见董卓后来的狼子野心，但这件事情也足以让史家们对孙坚赞叹不已。
董卓乱政以后，各路诸侯迅速组成联军对抗，孙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各路诸侯都大多各有各的算盘，按兵不动。唯有孙坚表现最为积极，一往无前，英勇作战，而且颇有胜绩。汉献帝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冬，孙坚正在鲁阳城东与部下喝酒，董卓的步骑共数万人突然出现，孙坚在席间谈笑风生，命令部众整顿队伍，不得轻举妄动。后面骑兵越来越多，孙坚才慢慢撤座，引导部队入城，对身边部下说：“刚才我之所以不立即起身，是唯恐兵众慌乱互相践踏，这样你们都进不了城了。”董卓见孙坚阵容整齐，不敢攻城，引兵撤退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移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东面，董卓派大将徐荣大举进攻，孙坚初战不利，只与数十骑侍突围而出。他常戴红色头巾，就脱下头巾命令亲信侍卫将领祖茂戴上。董卓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得以从小道脱身。不久，孙坚重新收整兵马进驻阳人（今河南汝阳东北）。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督步骑五千攻击孙坚，孙坚大破董卓军，并斩其都督华雄。孙坚的勇猛使董卓感到十分畏惧，派李傕前来请求和亲，让孙坚列出担任刺史、郡守的亲属子弟名单，许诺仍旧任用他们。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不诛其三族，将其首级悬示全国，则死不瞑目，怎么会与之和亲呢？”于是进军大谷（今河南洛阳南），距离洛河（源出陕西洛南县，流经河南省西部）九十里。董卓率兵出，与孙坚激战于皇陵之间。董卓兵败逃走，屯军渑池。孙坚接着进军洛阳，又击败吕布。孙坚的骁勇善战让董卓心惊胆战，董卓曾对手下提起：“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在董卓的心目中，惟有二袁、刘表、孙坚才是心腹大患。董卓的迁都长安，不能不说与孙坚有一定的关系。进入洛阳后，面对“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同时，孙坚命令部下修复汉朝诸皇陵，平整封塞被董卓掘开的各王公贵族的坟墓。
孙坚此番行为，也的确可以成为所谓“忠壮之烈”的楷模，所以在陈寿《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及裴松之注中，对孙坚称赞有加。虽然孙坚的某些举动有些“获罪”之嫌，但对其“忠壮之烈”都是毫不怀疑的。
（二）
近来有文章评论孙坚是贼子，笔者认为实在有些牵强。以孙坚一生的作为来看，不但不符合事实，也有点太“抬举”孙坚了。因为通过后面的分析看，孙坚不仅没有贼子的行为，也没有贼子的头脑。其实说孙坚是个贼子，理由不外乎两个：一是所谓“匿玺背约”；二是所谓跨境用兵及诛杀官员。就这两个指责，笔者试做分析如下：
首先是“匿玺背约”，典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吴书》曰：“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山阳公载记》曰：“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这两个记载，都是裴松之在对《三国志》进行注引时加上的。但裴松之自己都不相信。裴曰“臣松之以为孙坚於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此为阴怀异志，岂所谓忠臣者乎？吴史欲以为国华，而不知损坚之令德。如其果然，以传子孙，纵非六玺之数，要非常人所畜，孙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玺，而宝藏传国也。受命于天，奚取於归命之堂，若如喜言，则此玺今尚在孙门。匹夫怀璧，犹曰有罪，而况斯物哉！”；再者，《吴书》和《山阳公载记》并非正史，可信度有些令人怀疑。《吴书》的作者韦昭原本就是东吴的太史令，为增加孙氏政权“上顺天意”的合法色彩，特意加上玉玺这段“有德者居之”的故事，也是很有可能的；第三，众所周知，陈寿在创作《三国志》时参考了《吴书》、《魏略》等著作，象“匿玺背约”之类的记载肯定是看过，之所以不录入《三国志》，肯定是认为与事实不符。试想：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真有发生，以忠、孝为第一道德标准的古人，绝对不会忽略的。
其二是有评论指出的所谓“当时孙坚不但离开本郡（长沙郡）用兵零陵郡及桂阳郡，甚至还离开荆州，远征扬州豫章郡的宜春县。依照汉朝法律的规定「二千石的官吏，不但不得擅自发兵，用兵也不得出界」，孙坚违法犯纪，已有邈视汉室的不臣，万一因此犯罪而丢官下狱，得不偿失。虽然孙坚很义正严辞地巧妙回避，俨然有获罪无愧之大家风范，但是若把此时讨贼的官军，比照起后来堕落成盗贼，此番义词却变狡辩，这正是孙坚一生忠奸之间的分水岭。”及“但是一但权臣擅兵又不受控制时，从野心及犯行而言，作为形同盗贼。从孙坚后来诱杀荆州刺史王叡、斩首南阳太守张咨以及攻击荆州刘表，这与当初会稽叛贼攻击郡县、荆州黄巾燔烧郡县杀害长吏、凉州边章及韩遂之叛乱、还有长沙区星率众攻围城邑等，并无太大的区别。” 这种说法从表面上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孙坚的个人性格。所谓的社会大环境是，汉末黄巾作乱，盗贼横行，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是东汉王朝的普遍现象，非一州一郡可以自行解决的，再加上当时东汉末年皇权衰落，因此当出现黄巾作乱、盗贼横行之时，向其它地区派兵并非孤立现象。据根据《三国志？朱治传》中的记载，徐州黄巾作乱，孙坚还特意“表（朱）治行督军校尉，特将步骑，东助徐州牧陶谦讨黄巾。”另外，有分析认为：孙坚的行为前后并没有根本的转变。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转变只是由于朝廷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中，中央朝廷是否具有合法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继承的程序上，正因为此，世袭制因其稳定性得以长期坚持。黄巾起义并没有直接造成中央无法控制地方，朝廷号召各地起义兵平乱，但以皇甫嵩为统帅的朝廷军队依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这一局势的前提是朝廷的合法性在士大夫阶层没有受到质疑。但董卓当政并行废立之后，这一前提没有了，所以各地的诸侯开始各专其命。 在朝廷失去权威性的时候，社会阶层中积累起来的社会权力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像袁绍、袁术凭借其世家大族所积累起的社会资源开始填补临时的权力真空；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孙坚的奋斗在开始时，个人的成名欲望是建立在为朝廷建功的基础上的，在朝廷失去权威性时，他们的努力仍是要恢复朝廷原先的权威性，像孙坚这样非世家大族者，在没有与地方大族结合以前，寻求的主要是军功，所以他奋斗的目标不是占有多少地盘，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朝廷的承认，他无法占有什么地盘。因为此时虽然朝廷的权威已受到置疑，但仍然是天命的唯一来源（虽然已削弱）。这种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孙坚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据裴松之《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吴录》曰：“是时庐江太守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於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孙坚在出兵之前已经很清楚越界的后果，一番表白不应看做是巧妙回避，应该是内心思想的真实流露。
（三）
以孙坚短短的三十七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孙坚并非象某些评论所写的“心高志大，敢于问津帝王之霸业”，而是从未有过邈视汉室的不臣之心，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实乃个人性格所至。
历史上的孙坚虽说是孙武之后，《吴书》的作者韦昭吹捧他是“坚世仕吴，家於富春，葬於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虽然韦昭极力替孙坚涂脂抹粉，但经过陈寅恪先生考证，富春孙氏其实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更有人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泼皮无赖出身），从刘义庆的《幽明录》“种瓜为业”和陈寿 “孤微发迹”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所言属实。十七岁时，孙坚因斩杀海盗胡玉的手下而一举成名，被官府召作假尉。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许昌在句章起事，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聚众造反。孙坚以郡司马的身份招募勇士，征得千余人，与州郡联合将其击败。被任命为盐渎县（今江苏盐城）县丞，几年后迁为盱眙县（今江苏今县西南）县丞，又转为下坯县（今江苏睢宁北）县丞。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随朱儁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中说孙坚“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一次在战斗中，孙坚受伤落马，横卧草丛之中。其军分散，不知他在何处。孙坚所骑骢马驰返营地，用蹄掌刨地呼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