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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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佛玛叹了口气，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你那那里嘟哝些什么？”
“我是在想。您所说的正是和布琼尼的政治委员在一九二零年所说的一样。他们也同样地号召过……”
我忍耐不住了。
“算了吧，佛玛，我不打算白白浪费时间。你要说就说，不说我就叫别的同志来——和他们谈谈，而我去办自己的事。”
“唉，就这样，您听吧！……他们根本不是本地人，是你们的老游击队员。他们在表面上是那么漂亮、那么快乐，那么善良——从来不会说他们是别的阶级的人。”
“怎么说，怎么说？”
“我是说他们是别的阶级——富农或者是地主，鬼知道他们……一九二零年布琼尼到这里来过，他的政治委员到我们雇农们这里来这样鼓励的：可得留神，各种的敌人的走狗、富农和地主们的儿子都想混进咱们的工农军里来……”
“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姓吗？”
“不知道。我连他们的外号都不晓得，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讲过。第一个是格列沙——年纪很青，高高的个子，满脸斑点。另一个是华西里——胖胖的。他们是同乡，两个都是切尔尼多夫人……”
“他们在哪儿，在哪一个大队里，你从哪里认识他们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们，他们和我住在一个帐篷里呀。两个都是雷先科大队里的。那个高高的格列沙是迫击炮手，而胖胖的是在经济工作队里工作。”
我开始猜到佛玛讲的是谁了。但如果他所谈的真就是我所想的那些小伙子，那他们引不起我丝毫怀疑。是我们的老游击队员，两个都受过奖。格列沙受过重伤，在莫斯科治疗后回到我们这里……可是谁知道鬼会开什么玩笑呢。
“怎么样呢，别扯了，佛玛，说吧……你可要知道，我认识这两个人。格列沙是集体农庄的工作队队长，而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如果你想的就是他，不是铁匠，就是邻近的集体农庄的机匠……”
“就是他们哪！”佛玛意味深长地、半吞半吐地肯定道，并且重新不安地向四周看了一下。“那只是假面具罢了。看样子是平常的农民，并且那么真诚：‘佛玛是个朋友，佛玛是个大好人，请坐，佛玛，和我们在一块儿过夜吧。’可是昨天夜里……”
佛玛给我单的，虽然起初只使我觉得很可笑，但事实上助长了严重的推断。他讲得很长，选找着词句，结结巴巴地说着。有些词儿他很难表达。我不在这儿引用他的全部谈话了，它的基本内容是这样：
昨夜，在大行军以后，我们初次架设了帐篷，象人一样躺下去睡觉。我们在途中是睡在马车上，睡在矮树林下面——各人按自己的心愿来安排自己睡觉。而在洛勃诺耶，我们是在这里长期驻扎下来，允许大家休息。佛玛所讲的华西里是个慎重的人，用降落伞搭起了一个帐篷，弄到了些干草，把自己的好朋友格列沙叫了来，并且由于帐篷里还有余地，所以把佛玛也请去了。
吃过晚饭，大家躺下去谈谈这个，讲讲那个。佛玛睡着了。但过了约莫一个钟点便醒来了，听到小伙子们还在讲话。他想要插进去谈谈，可是听了几句，决定最好不做声。让他们谈出来：他们大概以为佛玛睡得很熟，因此完全在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老爷，我躺在那里，听着听着，我真生起气来了：嗨，你们这些鬼家伙，可恶的富农，钻进苏维埃游击队里来了……”
后来我把佛玛所讲的两位同志叫来了。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夜里讲的话——认为那些话没有多大关系。但说起来就把话儿想起来了。
佛玛也证实了这点：“对，就是那样说的。”
他们在回忆战前的自己的生活。
在佛玛醒来的那个时候，华西里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生活完了，谁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而过去的生活好，非常好！你回想一下，格列沙……”
“华西里·彼特罗维奇，您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当然诉苦……”
“一九四一年丰收以后，你们也会赶上我们的。嗨，那时我们切尔尼多夫的庄稼长得多好啊！……记得在器乐初，这时战事已经接近我们了，我的米沙坐下来……记得米沙吗？”
“怎么会不记得。一个不顾死活的家伙。”
“嗯，且说，我这个米沙骑上了机器脚踏车，踏足风门，就象沉在水里似地消失不见了。从我们村子这里的道路是在庄稼中间进行的。米沙伏在车把上，就完全看不到他了。只听到机器——嘟－嘟－嘟地响……”
“难道他没有把机器脚踏车缴上去吗？”
“怎么没有缴上去呀。但同时，却在缴上去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内，看起来他连睡觉也和机器脚踏车在一起，并且没有一天不骑着车子到切尔尼多夫去。这可不是开玩笑，到那儿去来回就是二百一十公里……他有两套出去穿的西装：一套是浅色马裤呢的，另一套是深蓝色 吱的。两套都穿得不象话了。母亲在嘀咕他。但他总是说自己的：‘我留着这两套西服有啥用呀，反正要参军了。’但这个傻瓜，只是个年青的傻瓜而已。我奇怪他骑着那辆机器脚踏车怎么没有撞断自己的脖子？有的时候母亲对他说，我也对他说：‘你把机器脚踏车卖掉，我们再加些钱买一架钢琴吧。’他几乎从小就有音乐的才能。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们不时开留声机：他就睁圆眼睛听。他一哭开头，母亲就马上开留声机。那时我们还没有无线电收音机呢，在三十年代里，一般都还过得贫乏些……而在加里娜长大的时候，母亲已经用无线电收音机来抚慰她了。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小姑娘……这样我就跟母亲对他说：‘米沙，这辆机器脚踏车总是耗费你的闲空时间，并且又吵、又臭、又脏。要不了一个月，裤子就洗不净了，只好扔掉。邻居也很不满意：有汽油，很容易闯祸。而如果买架钢琴，你晚上也可以练习练习，加里娜也可以学学……’他没有同意。要是钢琴的话，就不会被拿去，而机器脚踏车在战争的第二个月里就给征用了，比动员车主还早。
“不，”格列沙说，“在农民的家里，钢琴这件东西不太合适。”
“那么你的照相机是农民用的东西吗？不做声了？问题就在这里。再看看你那个宁卡吧。你的宁卡是谁，所有的钱都花在各种各样的衣料、鞋袜等上面。她也学时髦……”
“她不是年青吗，暂时又还没有孩子。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她想要这些东西。我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呀？是在一九三九年，她那时刚刚十七岁，还在九年纪学习呢。一套女衫，还有几本书。钱都花在这里。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虽然铁皮屋顶的房子是新的，里面却是空空的：一张床、六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面穿衣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而其余的就是些放着书的架子。最近尼娜在图书馆里工作，于是我可以说：我们家里的书并不比图书馆的少……”
这就是两位苏维埃集体农庄庄员的最平凡的谈话，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而这种话就使佛玛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这段谈话中选出了象‘机器脚踏车’‘留声机’、‘钢琴’、‘马裤呢’、‘西服’、‘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这些词儿，但是特别使他怒气冲冲的，奇怪地是‘书’这个词儿。
已经是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对佛玛解释了好久，说到书是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最穷困的农家都有的。又说没有书报和无线电收音机，在我们那里是什么人都过不下去的。他皱起了眉尖，不做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终于皱着眉头瞅着我说。“我们的富农科济马·奥利霍维克既没有音乐，也没有书，而只有十二匹 牛和五匹马，还租了十二俄亩土地，拥有六个佣仆。而他的生活呢？生活得暗无天日。他的女儿自己赶牛……嗯，您说，不叫我称呼您‘老爷’，而要称呼‘将军同志’。我听听你们，再看看你们——原来你们都是老爷，凡是从旧国境来的，没有一个不是！”
他皱着眉头说了这些话，然后突然狡猾地笑了笑，跺着脚喊道：“结婚！我真的结婚！苏维埃政权一巩固，你们这些老爷们给我找个年青的新娘子。并且她要有钢琴，还要有那种皱纱……嗯，嗯，皱纱，皱纱……总而言之，是结实的衣料！”
（佛玛记不起华西里提及的那种衣料叫什么名称，便管它叫‘结实’的衣料。俄文‘皱纱’和‘结实的’读音相近。）
这时，华西里·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
“要知道我打过国内战争，和布琼尼来过。嗯，老头儿们回想一下吧：假如我们听到佛玛昨天听到的那种话——我们马上就会把他带到特别科去的。对吗？”
老头儿们同意了，说：对呀！
……七月二十一日，我们停留在靠近古塔·斯捷潘－古兹克的森林里时，从邻村来了些农民，向我们诉述了在伏拉季米尔察的德寇卫戌队的残暴行为。这个市镇离开我们二十五公里。我们的侦察员们已经到那里去过几次，因此，我们立刻就决定：“重视居民的请求，以粉碎伏拉季米尔察未戌队来纪念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的战争的两周年。”
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交给了巴利茨基的大队。
侵略者的卫戌队被粉碎了，侮弄居民的扫荡队被消灭了，游击队员们在这个市镇的仓库里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如果说这次参议结束得并不过分愉快的话，那么一般地可以说，进行得很好。退出这个市镇的时候，巴利茨基没有把游击队员们排好队，大家分散地走的走、乘车的乘车；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一个年青的游击队员披上了女衫，戴上了礼帽，就是这副模样骑着马招摇过市。
从国内战争时期就留传下来这么一个说法：“游击队游而不击”击落。并且我们有一个小曲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词儿：“冬夜里，在寒冷和黑暗中，奥尔连科在德寇的后方游逛。”我们不得不向某些同志进行解释，说在这种条件下，不应该把“游逛”这个词儿理解得象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应该记得纪律。
……我们快到我们行军的终点了，这个终点就是那消失在森林里的小村落洛勃诺耶。离开它不远，
靠近耶泽尔崔村，我们的侦察员们在森林里碰上了当地游击队的哨所。他们被抓住了。
“是什么人？”
“费多罗夫联队的游击队员。”
“吃土！”
我们的侦察员都是切尔尼多夫人，不知道这里游击队的风俗习惯。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笑起来了。这一下险些儿送了命。原来‘吃土’就意味着‘敬礼’。为了使他们相信，必须拿起一点儿土，把它嚼一嚼咽下肚去……
我们在耶择尔崔碰到的支队，是属于勃雷恩斯克旅团的，这个旅团是当地最大的游击联队。这里所有的指挥员都被称为“大叔”。当一个指挥员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总不禁要微笑。
“我是萨沙大叔，彼佳大叔的副官！”
‘萨沙大叔’顶多不过二十五岁。他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