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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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在公开活动的省委会中，研究和选拔领导干部是一件艰巨的具体工作。省委会推荐这位或那位共产党员到领导岗位上去以前，对他是经过长久研究的，听取了同志们关于他的才干、学识和人格的意见，权衡一切赞成与反对的意见，为了调动工作人员，或者因为没有用处而撤消，也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不少时间。
这自然是正确的。在平时的条件下，要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呢？研究工作人员必须仍旧是同样的原则——咱们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每次要召集省委会来批准这位或那位同志，是不可能的。
“他们任命尔凡诺夫当参谋长了。为什么要任命尔凡诺夫呢？我们有的是老资格、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有的是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我们有的是区委书记，区苏维埃的主席。可是突然请来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一个中尉。哼，他们还说是位专家呢！前任的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至少还是位上尉……”
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你不能尽听人们所谈的一切事情。我们任命尔凡诺夫是因为他从七月二十二日起就在打仗；又因为他做事正确、善于执行任务、要求严格。还因为他陷入如此恶劣的困境，居然还能保持了可敬的苏联军官的严肃和外表的整齐。这就是说，他在参谋部中会有条有理。
瞧，比沙拉勃仍旧是指挥分队。当然，他搞了这一切勾当以后，我本来不应该那么做的。但是暂时我没有理由把他当作不够资格的指挥员。真正的战斗还没有经历过。我必须在作战中考验一个人。队伍是他亲自集合的，他了解人们，人们也了解他。
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我这么想：“在那最初的时期，那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局面。我当司令员不必向谁作报告，我上面没有上司。这似乎是很不痛快，很困难的。如果我没有省委肮那样的支持，是很容易茫无所措的。”
但是我是个司令员，我必须常常自行采取决定。
真的，当我东奔西走去找支队的时候，好象轻易些。那时我只对自己的行为和自己的生活负责。
在发布命令以后的第二天，比沙拉勃出现了。
“我，啊哼－遏，在等您的作战指令。”
“看过命令没有？您执行就是了。”
“弟兄们感到寂寞。他们希望在战斗中迎击万恶的占领军。”
“那么你们从前为什么不象作战呢？”
“我们在等待高级长官到来，在等待命令呀。”
“立正！向后转，开步走！”我不得不下命令了。
比沙拉勃大概要的是这个。他走到自己的战士们跟前说：“你们瞧，首长不从事战斗活动，却在挑选什么干部。”
有不少人，特别是在省支队里，是我在切尔尼多夫时就认识的。在小城市里，你大抵总记得住很多面孔。虽然跟人不认识，但也不知是在工厂里，还是戏院里，或是就在街上碰到过他。现在我和他们重新认识了。我巡视了几处地下室，参加了早在我们这组人来到以前就开始的建筑工作。我不相信这是必须建筑的；可是这些工作暂时不取消。人们应该有工作，再没有比游手好闲更坏的了。操练也开始进行了，我也在操练中细瞧着人们。
我很少单独走动，有时带着波布特连科，有时带着省支队政委雅列明科，有时带着尔凡诺夫。波布特连科和雅列明科在支队里待了好久了，很熟悉人们。尔凡诺夫虽然比我年青得多，却是个军人，是个参谋人员。所以，我就这样一面走动，一面向同志们学习一点什么。我不仅为了学习，而且还留心注意他们如何对待人民，怎样估计情况。
不待说，到处是谈话、打趣和谈笑。游击队员不开玩笑是很困难的。他们在白天或夜晚，在战斗中，在佯攻和行军中，彼此互相插科打诨、开着玩笑。有的人只为博得一笑，不惜自己出乖露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一个人得以忍受极大的困苦时，笑会使人振奋。
在那一段日子里，人们是很焦急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对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老是想着，想着……我生平从未遇到过这么许多沉思默想的人。他们大伙儿在一起时还没什么，有时侯甚至还唱唱歌跳跳舞；但是不管唱歌也好，跳舞也好，都不高明。波布特连科是个酷爱军歌的人，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收罗了些什么人啊？没有一个过得去的舞蹈家，没有一个拉得好的手风琴手。他们一开口唱歌，你只好跑开……”
后来我们弄清楚了，由于想心事，他们才唱不好，跳不好。
支队的指挥员们和省委会委员们常常带了各种各样无病呻吟的报告来看我。
例如，巴拉贝报告说：“我去查岗。一个身体结实、年纪不到四十、庄稼汉似的姓普的战士，按照土耳其人的样子坐在地上，把步枪搁在一边，自己张开大嘴，望着天空。我去了，他连睬也不睬，好象我不是指挥员，只是一个散步的人。我问他：‘你是不是想禁闭？’他却用家常的、低低的声音答道：‘我在想，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我不跟红军一起走是毫无理由的。在我一方面讲来，留在这里是太幼稚了。德寇会把我们向苍蝇般打扁的！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您瞧，我在跟太阳告别。
我有过一次十分值得注意的谈话。
战士史某把我引到一边。他看来不笨，从前当过区国民教育科科长。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您评判评判吧。我想到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病倒了，医生们又把我判了死刑，那该怎么办？”
我警惕起来，这个人在想些什么啊？
“你决不能相信这种判决，”我答道。
他接着说：“然而，如果确实是毫无疑义的话，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吧，就宁愿早死。费多罗夫同志，我宁愿在诊断以后马上就死，马上开枪自杀。”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丧气话呢？”我问。
“这个……”这时史某真是热情奋发地说话了：“因为，要是党派定我们在这里牺牲，为建立丰功伟绩而牺牲，那么让我们快些想出这些功绩，完成这个功绩吧。”
你要注意，这位同志是清醒的，并不是在说梦话。我不得不对他解释，他是个无病呻吟和新年不坚的人，党不是派我们来作任何牺牲，而是派我们来跟敌人作战的。
“您这是什么话？！只要您发个命令，脊柱，我就准备象著名的剧本‘敬礼，西班牙’里的情形一样，让自己和敌人的司令部同归于尽。”
一年过去，这位同志学会了怎样爆炸德寇的司令部和军车，自己却没有受丝毫损伤。一九四四年，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有一天，我对他提起这次的谈话。
“说真的，”他说，“那时我不相信咱们能够给予德寇重大的抵抗。我想，咱们既然命中注定要死，就死得痛快些，壮丽些！”
关心类似的壮丽的不仅仅他一个人。关于切尔尼多夫戏剧演员瓦夏·克诺华诺夫的事，我上面曾经提起过一笔。他现在还活着；仗打得很好，受过奖，但最初……有一次夜里，他和一批演员来到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径直走进我的办公室，请求吸收他们加入正在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我把他编进了名册，他当夜就领到了步枪，就这样带着步枪回家告别。后来他自己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说：“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情是豪壮的，怀着这种心情去打仗才好哩。然而应该躺下睡觉了。我带着枪上床躺下了。”
许多青年人是这样幻想地领会自己加入游击队的。当那时本来应该对这些年青人指出战争的艰劳，应该教会他们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在这些大家难过的日子里，我和格罗明科有过一次倾心的谈话。
他已“休假”回来。在和指挥员们会议之后，我才让他离开的。他带着游击队的礼物到他妻子那里去。我们给了他一些蜂蜜、奶油、冰糖和糕饼；还给了他一百发子弹、两支手枪和两颗手榴弹。
格罗明科去了五天。往返得四天，在妻子那里总共只待了一夜和大半个早晨。
他简短地报告说：“第一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已经假满归队，一切都好，准许我到职工作吗？”
两小时以后，我在第一分队的战士们中间又看见他。他让战士们坐成一个圈儿，正在热心地讲着什么。我也坐下来旁听。
格罗明科对我说，他在作政治讲话，然后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每个人应该重新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一生……”
“他打算讲些什么啊？”我暗忖着。“跟战士们谈哲学问题干么？”但是我没有开口，接着听下去。特别是因为从战士们的脸部表情看来，格罗明科的谈话使他们感到津津有味。
“不论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但我们现在全都在考虑许多问题。事实上，怎能不考虑呢？我们正常的生活已经中断，家庭已经分散；我们准备了多年的专业，现在已经不需要。无论如何总得到胜利以后再说。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很多人都这样。我听到马尔提纽克同志讲起自己的一个梦：好象他女儿跑来要他抚爱，她一面哭，一面紧贴着他。马尔提纽克同志醒来了，发觉正在抚摸着自己棉袄的一只袖子，而那支袖子给眼泪沾湿了。马尔提纽克同志，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战前是干什么的？”
马尔提纽克生得短小结实，留着铁青的小胡子，从他坐着的圆木头上站了起来，眨了眨眼说：“有过这件事。”
“我请您报自己的年纪和职业。您不必着慌。我并不是为了您梦见女儿而责备您。我自己也梦见过过去的事情。您瞧，已经有三个月了，我不是梦见拌种，便是修剪苹果树，或者……”
“昨天，”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突然打断了分队指挥员的话，“我梦见对德国队踢了一场足球。足球就象是个地雷——会得爆炸。老实话……”
大家都笑了，马尔提纽克也微微一笑，接着说：“指挥员同志，我今天四十四岁。我的专业是铸铁翻砂工人。请大家原谅，我把梦告诉了别人，把他们的心搅乱了。我一定要回顾一下生平，请其他的人也这么做。我们的女儿是在我已经三十八岁、我的老婆三十四岁上生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但是一颗德国炸弹把她炸死了……准许我坐下吗？”
我站起身来走开了，没有和格罗明科说什么，也没有打断他的谈话。虽然我认为他搅乱自己战士的神经是毫无益处的。
那天晚上，他凑着我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跑来看我。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恳求说：“我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并且象跟老同志那样和您谈谈？我觉得您对于我今天早晨进行的谈话不大喜欢。”
“走吧，格罗明科同志，让我们到林子里去散一会儿步吧。”我向他提议说。
他欣然同意了。我们走到离开营地大约二百公尺的地方，在树墩上坐了下来。
下面便是他告诉我的话：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是个农艺家，这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个庄稼汉，是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