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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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吗，卡普拉诺夫把女护士们集合在一起说：‘姑娘们，谁要是大哭大叫，就别想领到酒精。姑娘们，沉住气，证明跟男子平等吧！’”
不错，她们本来就没有一个人放声哭过。虽说她们大多数人都对烧酒不感兴趣，却总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小伙子们。
是的，我们回想起来的总是快乐的、可笑的事情。但处境是极困难的。原来我们全队只有七把铁锹、五把斧头和一把铁梃，地却冻到一公尺多深。战士们生起篝火，烧上一两个钟点，再把它们移到一边，去挖掘那块烤过的地面。挖上半公尺深，碰到冻土层了，再点起篝火来烧：对发挥耐心说来，是很好的训练。
绝不是人人都能干建筑工作的。不论在哨所上、不论在侦察队里、不论在军需业务中，都必须派人。你瞧，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在一个多星期中就建成了十六座宽大的地下室，里面造了板床，装了炉子，做好桌子和板凳。
凭良心说，住在这些地下室里是不怎样舒服的。主要是又暗又挤。我们用牛油灯或油纸捻儿来照明，要不然就干脆聚在炉子窟窿边，在休息时互相讲着各种故事。但是，即使在最凶暴的风雪天，我们也不放弃篝火；虽说是在地下室里过夜，黄昏时分却多半在篝火边聊天。
我们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打游击打到三月底，这个森林是作为“第二森林城”记在我们的史册里的。大家都记得，那年的冬天是凛冽的。天气经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这些日子叫我们喜欢。我们没有寒暑表，是凭所谓眼力来确定的。
不错，我们有位老爹，只是他和我们待在一起并不久。大家管他叫寒暑表。我想，他一生没见过真正的户外寒暑表，就是关于度数也只有极模糊的概念。可是假如你问起，他会不加思索地回答：“二十四度。”
“老头儿，你怎么断定的呢？”
“是看寒气抓着我什么来断定的。倘若抓着我的耳朵，那么是二十度，鼻子在二十三度就开始冻僵了，而当右脚的大脚趾开始扭曲的时候，那就是说超过三十度了。”
那年冬季恼人地拖得长久。切尔尼多夫省有过不少漫长多雪的动机，但是我记不起有象这一年那么长的。假如只有严寒和大学，那还不要紧。这时你又会不由自主地把游击队员和正规军士兵的处境相比较。不可否认，在那个冬季里，红军战士和指挥官们也不得不吃些苦，忍受些苦难，他们也挨过饿，有时也吃得不好，并且由于转移太多，自然也累过。
游击队员除了这些困苦以外，还加上屈辱的、生活上的贫困。不论到哪儿去，不论要拿什么东西，你都要经过巨大的劳动才获得。我已经说过，我们怎样单靠着几把斧头在建筑。可是我忘了说，我们根本连钉子也没有哩。地下室的门都是沿边凿了洞，悬挂在鞣皮带的圈儿上的。
我们水桶也不够，几乎每天必须为水桶属于哪一分队这件事排难解纷。杯子、羹匙和锅子——这一切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在战斗激烈时要记住，不仅应该把德寇身上的冲锋枪、高统靴和军大衣卸下，而且也要捡起火柴、小刀、羹匙和手电筒。
我们用雪洗脸，而且多半没有肥皂。洗衣服是件最折磨人的工作。你自己明白，在外面冷空气里是洗不成的；但在挤得无法插足的地下室里洗也不好，那儿空气太闷。我们盖了一间澡堂兼洗衣房。可是不论是蒸锅，不论是槽子，不论是洗脸盆，好久都找不到。大伙儿开始拿德寇的钢盔当洗脸盆，用粗圆木挖成几只槽子，还用汽油铁桶做了一只蒸锅。这件事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劳力啊！
我们的大娘和姑娘们日子过得也很艰苦。我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全部也不是经常理解或想要理解她们的特殊的妇女地位。战士们作战归来便走开去休息了，而姑娘们——这些可怜的人儿——便动手做饭洗衣。我们有过这样的命令：男子自己洗自己的东西。但是你能注意到每一项命令的执行吗。倒是姑娘们不喜欢小伙子们和自己一起在洗衣房里洗，不好意思，而有些人是爱惜自己的男同志，看到他们毫无办法地在洗衣槽子面前手忙脚乱，就把他们赶走说：“我们来做吧。”而小伙子们就希望姑娘们这一手。
在这儿叶林诺森林里，我们认识了饥饿。往后还有更糟的时期呢，但是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长时期挨饿，特别是刚在吃得丰富多样的食物以后。我们的存粮已经用完，我们已从游击队的地窖里把一切都拿出来，甚至连食盐也拿出来了。
有一部分同志企图从新开始我们完全熟悉的谈话，说是要不是从各方面接收人员，那我们一定可以支持到春天的。可是由于这一点，他们被指挥部十分严厉地斥责了一顿，现在只是小声地互相谈着自己的想法了。
然而窃窃私语也有很不好的效果：我们这里出现了第一批开小差的。我们不得不下令警告，开小差的将完全象军队里一样受到惩治——枪决。
在这里，四周村子的居民并不拒绝给我们支持。比如，叶林诺村的农民便把所有的东西——牲口、储藏的马铃薯和多余的衣服——全都给了我们。真是一个英雄村！它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所有村庄中最齐心的一个。德寇没有从叶林诺村得到一公斤粮食。叶林诺村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伪警。当叶林诺被德寇烧光时，妇女、儿童、老年人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其中一部分体力上不能打仗的人，后来被安顿在其他的村子里。而富有战斗力的男女在红军来到以前都当了游击队员。
在叶林诺森林里，我们的队伍在一个月里增加到了九百人，主要是靠叶林诺村的居民。
我们四周村庄的农民也尽力支持我们。但是德寇已把居民们抢掠一空，以致他们全靠马铃薯活命。暂时还有马铃薯，他们不会反对和我们分享；可是把马铃薯送到支队来就困难了。叶林诺紧接着森林，德寇时常来袭击，但没有在那里驻扎卫戌部队；然而，在图尔耶、格卢博基·罗格、古塔·斯图登涅茨卡雅和其他的村子里，在二十公里到六十公里半径中的地区里，他们总共已集中了将近三个师团。
在伊凡诺夫卡驻有一团匈牙利兵，在索菲耶夫卡驻有一队强大的伪警。这批伪警是在边缘地区招募来的。这样做有一个目的，使居民们不容易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这一次，占领军包围森林的圈子是相当紧密的，并且在树林四边巡逻。我们只有作战才能获得粮食。为了获得两麻袋马铃薯，有时不得不损失三个人、甚至四个人，仅仅为了要获得粮食而从事大规模作战，袭击敌放卫戌部队，从军事上着眼，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宁愿到大路上去打埋伏，好占有德寇的粮食车队。但是德寇怕走森林里的道路了。
要养活九百个人是不容易的。每个人的胃口都是有增无减。他们干了许多活，而且都是在寒气里头干，体力的消耗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甚至最瘦弱的战斗员也轻易地吃得下一公斤面包，要是给这么多煮熟的马肉，他也吃得下。我们到手的蔬菜越来越少，至于牛奶和奶油，是根本见不到了。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马，我们便开始把马肉当了主食。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的药剂师泽列克·阿勃拉莫维奇·约西列维奇开始制造针叶浸剂。我下了一道命令——人人必须喝这种浸剂。我们用这种方法避免了坏血病。
针叶浸剂是我们唯一的、用之不竭的药品。几个月后，雪融化了，泽列克开始收集青草，把它煮过再浸在酒精里。而暂时简直不希望有人害病。
然而闹病的事实际上也很少见。甚至老胃病也使人爽然若失。游击队员几乎从来没有感染过象流行型感冒、 疾、咽喉炎之类的流行病。比方说我吧，战前时常害咽喉炎（战后又发作了）；可是在森林里却一次也没有发过。这不仅是我们队伍里的特征，锻炼和无菌的空气防止了游击队员生传染病。象北极人一样，我们多半是害风湿症、坏血病、癞皮病、疮病和牙痛。
啊，这伤脑筋的牙痛呦！我不说治疗了，连拔牙都没有什么工具。有一回，我一连五日五夜没有睡着一秒钟：骨膜早已发炎，总之鬼知道是什么。看护长、药剂师、还有战士中间的业余大夫们全围着我忙作一团。他们把各种废物尽往我嘴里塞。我让格奥尔基·依凡诺维奇·戈罗别茨——我们的修械兵、原先的修船厂厂长给治好了。我感谢他——竟会想到动用铁匠的钳子。他一连给我拔下了两只牙齿，拔下后我马上就睡着了。经过一昼夜醒来，我变得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戈罗别茨也替我们的病号和伤号做了不少事情。当我们发现受斑疹伤寒的威胁时，他设计用汽油筒做了一个蒸衬衣被服的消毒器。这样使我们全体战士和指挥员能够在两天里一无例外的进行了卫生工作：预防传染病。
戈罗别茨既是木匠，又是家具匠，又是机器匠。在几名游击队员的协助下，他从叶林诺村里拆运出一所宽敞的农舍，把它设置在地下室之间。在这唯一的真正的房子里，我们开办了一所野战医院。我们这里关心伤员的事总是占第一位。有单独的床铺、有被单、有营养丰富的饮食。然而，可惜，这所医院还是不够用。这时我们没有外科医生，连作最简单手术的医疗器材也没有。
这儿有一件事，说出来可以作为无限勇敢、钢铁般坚韧的例子。战士格列戈里·马萨雷卡在公路上用地雷炸毁了一辆大汽车，消灭了三十个德国军官。但其中有个军官没有被打死，拿手枪把马萨雷卡打伤了，打碎了左手的一根骨头。不知怎的，马萨雷卡没有及时上医院去。他继续带着受伤的手干爆破工作去了。过了两星期光景，那只手已经发黑到肘以上了，他才去找看护长。
只有用切断才能救他的命。本来应该把骨头锯掉，但是问题来了——拿什么来锯呢？戈罗别茨打听得伊凡诺夫卡有位铁匠。便连夜潜入那个镇市，向铁匠要了一把锯金属用的手锯。这把锯子是生了锈的。他们把它用灰擦过，用水煮过，接着便把这个小伙子的手给锯下来了，当然，并没有任何麻醉剂。看护长、机器匠轮流锯着，当病人忍无可忍时，便自己抓起锯子，几拉便完了事。动手术时我也在场。马萨雷卡皱着眉头、叹着气，间或也呻吟，可是没有大声叫过一次。过了一个半月，马萨雷卡就参加战斗了。
这件事可以作为勇敢精神的榜样。可是要这种榜样不再重演才好。要是战士确信如果受了伤将有高明的医生来给他治疗，而这位医生有做手术用的一切必需品，那么他会打得更勇敢的。 战斗、参加破坏活动、动行军、饥饿、寒冷、拥挤、每天在深雪里进进出出——这一切当然是锻炼人的。但这样的生活并不使人愉快。您找不到多少人会把游击斗争的年代认为自己一生中的幸福的年代。我们自然为自己的成就而高兴，当我们能够狠狠的打击一下敌人时，真是全军欢腾；但是我们全体，或者几乎全体都在盼望战争赶快结束，急不可待的等着转折点——红军开始大规模反攻的转折点。
被保卫在森林里、被逼得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