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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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姆巴特哈依好象恍然大悟地继续写道：我们不要夸大，但也不能轻易地缩小游击运动的作用！我们来彻底认识它，以便避免一些不愉快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以便在它能够抬头的地方来对抗它。那时这个运动就不会有决定性的成就啦
在加上对游击运动的防御的标题的第二章里，桑姆巴特哈依写道：在红色同志时期，居民习惯了经常的宣传，习惯了人家向他报道日常发生的事件。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老百姓就很容易相信游击队员和他们的帮手所散步的谣言。反宣传的工具是无线电广播、布告、乌克兰的报纸、指导性的报告和电影。这种工作的材料应该合理地建筑在下列的提纲上……这种提纲能把人们吸引到我们思想中来……
接着是无耻的把戏的纲领，纲领的意思是“分而治之”。
在这些“提纲”后面，在怎样对游击队作战的一节里，桑姆巴特哈依说：……照例，有关游击队的情报到达当局和指挥部时，总是被歪曲和夸大了的。通常的现象是居民总知道邻近或边远地区的游击队的任何活动，他们从来不想知道，而且也不敢知道自己村里发生的事情。
在收集情报的活动范围中，我们的行为对任何人应该是不信任的。我们应当永远脊柱，靠得住的俄罗斯人是没有的！俄罗斯人天性就不是信口乱谈的。谁乐意多说话，谁就可疑。年青的女人经常是可疑的；如果她是外来的，那么一定是游击队的特务人员。在村长们中间，有不少是游击队的拥护者。但是在乌克兰的辅助警察中间也有
游击队员的同志。因此他们的完全麻醉是根本于我们有利的。
我们应该明白，乌克兰居民中具有爱国思想的阶层，并不觉得和中央执政的强国有任何共同的命运。归根到底，我们的政权和部队对他们来说是敌对的侵略者和外国的主子……
同游击队作斗争，意味着不仅消灭一些个别的游击队；必须剥夺他们进行重行组织、获得补给以及补充人力和物资的可能性。不然的话，不管我们的行政当局多么努力，经常获得补充的、给调动的占领部队以经常打击的游击运动，还是会重新恢复活动，并且会重新抬起头来的。因此无论如何决不容许对任何人有宽 的余地。只有毫不容情地、斩草除根地灭绝居民，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
常常有人问起：一支征服了这样多的国家、装备着第一流的武器、累积了占领其他国家的丰富经验的军队，怎么会摧毁不了正在萌芽时期的游击运动呢？侵略者为什么听任游击运动发展成长为一股严重的力量呢？
现在比一九四二年的时候容易答复了。许多游击队司令员在报刊上发表各自的回忆录，便是在尝试答复这个问题。我也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甚至在我现时写到的那些年代中，不用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是象历史家们那么思考。我们不去找确切的措辞。我们须要的是确信我们的事业的不可战胜。这种信心在我们这里逐日地、逐月地增长着。增长的原因是占领政权的任何暴行、任何惩罚、任何诺言和“改革”，不仅没有削减、相反地却加紧了新人们流入我们的行列。
在一个由游击队的无名作家撰写，而由我们业余剧团演出的丑剧里，两个“德国司令官”碰面会谈了。这场戏写得相当笨拙，但游击队员们却很高兴看。主要是它的思想是正确的。
第一个司令官主张采取各种各样诈欺的鬼计、诺言、劝告和“改革”。第二个却知道一个词：“枪毙！”于是他们就争论谁能更快地消灭游击队。
这场戏的末了弄清楚，不论在第一个司令官的辖区里，或是在第二个司令官的下去里，游击队却变得越来越多了。游击队攻击司令官们在那儿争论的村子。他们俩抱着脑袋、叫着“我的老天爷”逃跑了。
游击运动的发生和开展，事实上并非因为侵略者给了它发展的可能。侵略者什么也没有给我们。苏联人民都不愿忍受不管是怎样形式的奴隶制度。
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止不了游击队员。支队的数目和它们人数月月都在增加。
三月战斗以后，省支队进入新的困难时期。敌人马上发现了我们，并且开始追击。我们决定不在古林诺地界定居下去，也不建筑地下室。过了几天，我们重新转移到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从那里很快回到了叶林诺森林。现在，我们选择了一种几乎不断运动的战术，在一个地方至多停留五、六天。
春天来了，河道都涨了大水。我们不得不抛下橇车，立刻准备大车、马车和辎重车辆。这件事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直到五月底，我们才准备好必要数量的大车。在这以前，我们是步行完成转移的。
游击队的伙食在春天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坏了。农民们几乎没什么东西好帮助我们。他们当时对德寇藏起来的全部存粮也已经用完。泥泞时期和几乎绵绵不绝的春雨不让飞机有可能时常飞到我们这里来。
队伍还是增加，我们甚至不得不暂时限制吸收新人。我们缺乏弹药，总是特别缺乏冲锋枪和苏联步枪的子弹。然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和德寇交战。
经常转移的战术把德寇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切尔尼多夫省的所有森林里都有游击队，事实上这却是省支队在来去活动。我们的踪迹在冰雪融化以后就更难发现；到五月中旬，枝叶繁茂，我们更容易隐蔽了。
在三月战斗以后，当我们在森林里听到由游击队预定的音乐会时，才初次开始晓得有这么多游击队在活动。当然，我们预料到他们存在着，不可能不存在。可是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在奥尔洛夫、在基辅以及白俄罗斯的许多森林里，到处只要有一小队武装起来的人，能够避过敌人的耳目，便一定会组织起游击队。
在三月战斗以后，侵略者明白自己无力包围森林、扫荡森林了。唯一留给他们去做的事情是把游击队集中的地方封锁起来。从一九四二年夏天起，一些可以说是有经验的骨干占领军，那些久以担任委员、各种司令官和领袖们的，都已懂得决不能象希特勒要求的那样在苏维埃地区里消灭游击运动了。
占领军一接得中央的命令，便不时试图进攻森林。但是他们专心致力于至少控制城市、村庄和公路。他们拟定了一套保护铁道和重要公路的复杂防御系统。在居民点和驻有占领军的街区里，他们砍光了大树灌木，拆毁了院墙篱笆，而用铁丝网的栅栏来代替。
现在，德寇被迫在后方和交通线上留驻很大的兵力。每一个哨所至少用一排兵来守卫。在一些铁道枢纽站上，甚至象普里卢基这种次要的地方，现在便驻扎了整团人。
如果说在战争初期来到后方的部队算是天大的幸事，那么现在是因为过失而加以处罚的才被派进扫荡队和伪警队。德国兵特别害怕派到游击队时常袭击的那些乡区和小城市去。
游击队已经成为一股惊人的强大力量，成为第二战线。一九四二年初，中央游击运动司令部在莫斯科成立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奥尔洛夫和库尔斯克省内所有的相当规模的支队，以及后来在南方各地区的支队都和莫斯科红军最高统帅部建立了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接到了指示，并且在困难关头得到必需的援助。
我没有把写我们支队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任务。在这部书里，我力求表明留在地下活动中的切尔尼多夫的共产党员们怎样克服了初期的困难，组织和领导了人民对侵略者的抵抗；党的省委又是怎样建立一支强大的游击队的。
三月底，又马尔科夫同志指挥的奥尔洛夫游击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更正确地说，并不是马尔科夫到我们这里来，而是我们上他兹林卡森林里去。我们在那儿又碰到了由列夫琴科指挥的另一个相当强大的游击队。这队人马也和我们配合起来开始行动。在这儿初次建立了一个游击卫戌部队。
我们采用这个名字是为了要给新合并的各支队保留内部管理的自治权。这两个支队在我们到来以前便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制度；此外，他们是奥尔洛夫省人，我们是切尔尼多夫省人。虽然这没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一下子就决定合并各省的支队。我作为最大支队的司令员，被任命为卫戌部队的队长，雅列明奥、马尔科夫和列夫琴科被任命为副队长。
在全体指挥员和切尔尼多夫省委的联系会议上，决定了主要的任务是立刻在供应前线的各条道路上组织破坏活动。
阿列克赛·萨季连科当了破坏队的队长。他是我们各支队里个子最高的人；是来到我们这里的突围人员中的一个，受过专门训练。他在正规军中也是从事敷雷和爆破作业的。这个队直属于司令部，参加的都是志愿人员，一些勇敢万分的人。第一批报名参加的有：共青团员谢尔盖·科舍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工兵；米沙·科瓦列夫，也是工兵；还有采金工人瓦夏·库兹涅佐夫，一个十九岁的西欧伯利亚人。他的遭遇是很有趣的。他来到我们支队里还不久，是在斯塔罗依·古塔战役之后。他在那里娶了一位集体农庄的姑娘马琳娜，生活很安定，的确，他满想坐等红军的来临。但是他年青的妻子马琳娜却另有打算。有一天，玛琳娜叫他打点东西带到森林里来。简单说来，就是逼着青年的丈夫来打仗。她自己也成了一个很不错的战士和侦察员。
“我舍不得她，”瓦夏后来说。“我以为要是我提起要加入游击队，她会抱怨的。可是玛琳娜心里却认定我是个胆小鬼。总而言之，是误会。”
瓦夏·库兹涅佐夫果真很快就证明了他不是胆小鬼，从最初的那天起便开始去干破坏工作：起先在公路上敷雷，后来动手抓“铁块”，那就是说，开始带着小队到铁路上去。
在第一批报名参加破坏队的人员中，还有中学校长巴列斯特、伞兵尼古拉·邓尼佐夫、工兵上尉吴西伏洛德·克洛科夫、我们的老相识彼加·罗曼诺夫，以及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的大学生瓦洛佳·帕伏罗夫。
我们的破坏战术是相当简单的。在每次作战中总共参加两、三名，至多不过五名破坏专家，任务是敷埋地雷。但是他们要走到离营地很远的地方，有时在一百多公里以外。单是破坏工作人员去进行这样的远征是太冒险了，况且所有的德寇军车上都搭着三、四十个冲锋枪兵和两、三个机枪兵组成的警卫队。铁路上的破坏活动几乎每次都发生战斗。因为为了护送破坏工作人员，我们拨了一小队战士——二十到二十五个人，命名为掩护队。由我们指挥员中随便哪一位去带领。
一开始，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就是这种破坏远征队的领导人，专门致力于破坏活动。有时他带着自己的小队出去两三个星期；有一次，一个多月没有下落。巴利茨基是个非常勇敢大胆的人，成了我们的破坏战的灵魂。
一九四二年五月和六月中，我们的破坏工作人员翻毁了二十六列军车，其中巴利茨基小队却干掉了十一列。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