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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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得萧尔斯第二支队率领着这四名侦察员的侦察队长金纳吉·莫先科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经过长期折磨以后，终于赶上了联队。而在我从莫斯科飞回来的第二天，莫先科就把整个支队连它的指挥员一块儿带回来了。
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我永远也忘不掉的情景。
萧尔斯支队走来的那一边，跟我们的营地隔着一大片林中空地。如果有人在森林里走动，在树木背后就不容易看出他们是怎样走的，情绪又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在二百公尺的地方扎了营，然后一个个地或者一小组一小组地走来。可是他们却集中在空地的另一边，大概在那里犹豫不决地踏了十来分钟的步。
他们的骑兵很少，不超过十个人；辎重车队也不大。萧尔斯支队的游击队员几乎全都是步行来的。当然，他们很疲乏，而在这以前，又受尽苦，挨了饿，还喂饱过虱子；这一切我们都很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只一次地经历过这样的折磨。为什么他们还在那里拖拖拉拉呢？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几个骑兵。达拉先柯骑着一匹骨瘦的公马，下了马便迎着我们走来了。如果说达拉先柯有什么事要人原谅的话，那只在于执行命令的决心不够。
他走到我跟前，立正，敬了个礼，开始报告。他脸上显出非常疲倦的样子：眼圈发黑，皮肤湿润，两腮下垂。我跟他握了手。他的那些人员马上开始走近来。
在这里我只报道一件细节。这一细节使我清楚地体验到这些人经历了些什么，他们心情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
很多游击队员已经撕掉帽子上的游击队红带儿，不过迹印依然还在。大伙儿走来的时候，都自己用手遮掩着帽子。他们以为别人不会注意——没有看到别的游击队员也是这样做的。
“朋友，你瞧，”我跟在我身边的比沙拉勃说，“他们把肩章都扯下了。红帽带——就是咱们游击队的肩章。斯捷潘·费法诺维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说的呢？”
他什么都没有回答，吐了一口唾沫，猛地转身就走了。
“喂，斯捷潘，回来！”波布特连科喊他。“亲爱的，你还要和我在一块儿作战呢，而你的理论我是知道的。斯捷潘，你瞧！”
“没有什么瞧的！”比沙拉勃回过头来说。“这些人是七拼八凑的，都是一九四三年的游击队员——伪警和雇用的……”
“算了吧，斯捷潘，别说废话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问题是在于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对参加游击队的伪警是严禁提起他们的往事的，也不准用这些往事来和他们开玩笑。如果他的罪行很大——我们就用游击队的法律来制裁。如果我们饶恕了他，吸收了他，而他又打得很好——当然，他就与其他的同志没有两样。但是毫无疑问，对那些过去曾经是动摇分子或者是一切“原先”的新人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达拉先柯的支队里有很多新人。而现时在到联队来的中途，他又吸收了一百多人。当然，那里的成员并不都是伪警出身。有些是脱逃的俘虏，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有些是从被德寇烧毁了的乡村逃出来的老头儿。因此就要对他们做很多工作了。虽然如此，经我们讨论以后，还是决定将萧尔斯第二支队带去袭击。
现在叫他们去洗澡。我们尽可能给他们换了服装，给另一些人理了发，让他们的外衣也经过了消毒蒸锅。
加里宁支队留在契契尔斯克森林里，它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谢米亚金支队被切断后，陷入了德寇包围的最深处，只有一小组、一小组地突围出来。脱险的人并不多。
毫无疑问，这是自治主义、游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局。
由于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任务总是不一致的，使我们对于自然界的感觉也就大有差别。还有什么能比春天更美好、更使人快乐啊！特别是在游击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在叶林诺宿营地集合了三千人左右，由于知道不会在这里长待下去，所以也就没有建造地下室，而只是在使用几座旧的，只把它们修理了一下。游击队员们得按自己的力量来安顿自己：有的架起帐篷，有的用树枝搭起小棚，而大多数人则住在橇车上，或者睡在露天的草垫子上。由于我们准备出袭，在这里还禁止生篝火。当然喽，春天给生活上带来了一些方便；可是我们并未因此感到快乐。温暖的春风和可爱的阳光都在挨我们的责骂。上年我们也是住在这儿附近。那时严寒的冬天并未准备退却，在和德寇搞同盟；今年，自然界好象又是怀着恶意地在反对我们了。
三月九日早晨，有人向我报告说，寒鸦已经飞来了。这件事使我们司令部大吃一惊！
尔凡诺夫发狂地说：“赶快！赶快！”
德鲁日宁和我整天巡视了各支队，视察他们准备袭击的情况。晚间，我们把全体指挥员召集来了，宣布在后天早晨出发。
“应该是明天！”尔凡诺夫怒吼起来了。“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夜里，要不就要糟了。侦察员报告：德涅泊河上的冰已经布满了裂纹。”
“是的，当然应该，”德鲁日宁说。“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甚至还不是昨天，而是一星期以前就应该出发。但是在出发前，我们还要举行一次全军党团员会议。这个会议非开不可。”
会议在第二天举行了。讨论的不是一般的事情，也不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游击任务，而是准备工作中十分具体的细碎事情：大家的靴子和衣服是不是都准备好了；马掌钉好没有；马匹的装备准备好没有；全体战士乘坐的橇车够不够；武器该怎样分配。问题是在于出发袭击的两千名游击队员当中，有六百名除了刀子就没有任何武器。昨晚上有两架飞机给我们投下了炸药、几挺机枪、十枝冲锋枪；可是这点儿显然是不够的。虽然他们答应，还恳切地答应在今明两天内再派五、六架飞机给我们送辎重来，我们却没有权利再等下去了。
在最近的这些党团员会议上，我们着重地提出了要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因为我们将会通过人们还不知道游击队的、或者无论如何没有看到过强大队伍的许多村落和地区——在这些地方，我们要给他们带去快要解放的消息，鼓动苏联人民起来和占领者进行斗争——我们现在已经用新的轻便印刷机印刷传单了。
读者一定要问了：“德寇怎么啦？难道这样他们还不知道面临着袭击吗？为什么他们会允许你们安安稳稳地准备这样重大的游击攻势呢？”
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自己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不，德寇的侦察队当然不会呆着不动，可是我们的侦察队也没有睡觉。
首先，我们预先采取了造成准备向前移动的形色，散步了游击队打算去迎接红军的许多谣言。这些谣言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德寇甚至开始把兵力集结到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和卡罗波之间的一些居民点里。我们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兵力企图在德涅泊河一开冻就把我们挤到河边去消灭掉。其次……
关于这个“其次”，应该讲得详细一些。赫鲁晓夫同志交给我们的关于袭击和进入沃伦省的命令，原是十分秘密的。但是从我们一开始准备行军，我们在大小会议上对游击队员们谈到达面临的艰难的途径以后，这道命令的秘密就仿佛已经公开了。现在已有几千人知道这道命令，在这几千人当中可能还有个别的、敌人的坐探。占领军的侦察队到底怎么会完全迷惑了视听，而游击队的群众又怎能保守得了秘密呢？
回答是这样的：关于内部的侦察，或者通常是把它称为反间谍工作，在我们这里与其说是个别地派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志们，不如说是由群众自己进行的。游击队的警惕性，变得格外敏锐了。在敌人的阵地里，我们都是侦察员，也都是追踪者和观察人心的能手。各种形式和品质的卖国贼，从职业的间谍到神经衰弱的通风报信者，游击队员都会很快就发现。亲身体验过占领者的秩序以后，我们的同志们由最小的特征就能发觉每一个新来者的底细。
他们要理解、查探、问个明白，这些事都是带着愉快的心理、有说有笑地进行的。这是不带疑心的警惕，不带有密告和私语的揭发，首先是根据一个人的举动、生活方式、在战斗中的表现、在篝火边所讲的那些故事、怎样吃、怎样睡，才决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的，是的，凡是敌人派到游击队里来的人，他的吃饭和睡觉也都是与众不同的。
读者主导，把我们判断敌人的方法教给人家，这并不在我的任务以内；但是我要说明一点：成千上万的人精通这种方法，群众精通这种方法。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占领者的间谍网才无法捉摸到我们袭击式进攻的主见。
三月十日晚上，我们告别了。
当然，我们也流了些眼泪。这不仅是女人的眼泪，男人的、同志感的眼泪也流了不少。有些同志流泪是由于多喝了几杯，可是大多数同志并不是由于这种附加的刺激而流泪的。我不想来计算在三月十日晚上和十一日早晨有多少人接了吻。俄罗斯人的这种习惯——久别的接吻——是一种很真挚的好习惯。可是我们有位极严肃的同志，他不仅吻了男同志和女同志，还吻了几棵树。他并没有喝醉，只不过喝了一点儿……
我问他：“你这个古怪人，干么呢？难道除了杨树以外，就没有别的人可以拥抱了吗？”
“嗨，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把手一挥，回答道：“您的心肠真是铁打的，您不明白跟家乡告别意味着什么。也许永远也见不到它哩……”
当然，自己来判断我的心意怎样，这是很困难的。我没有想去拥抱树木，但是跟切尔尼多夫告别的确是难舍难分的。如果你想拥抱这里心爱的一切，就是你所珍视的、保卫过的、从敌人手里夺回的一切，那就应该用手拥抱住土地，拥抱住受过浩劫的我们切尔尼多夫集体农庄的土地，还应该到城市里去——因为工厂里、车间里也有我们一部分心血——不用说了，无边无际的东西是拥抱不过来的！但是最困难的还是跟人们告别。
当夜，两个地下省委——一个是我已经不在内的切尔尼多夫省委，一个是新的、还得走过几百公里才回到自己领土的沃伦省委——的委员们集合了。集合的还有留在这里的和已经坐在橇车里的支队指挥员们。是个会议吗？不是，这一次我们唱的歌甚至比说的话还要多。在这一夜，省委委员们、趣味书记们和司令部的首长们都唱了一些旧时的革命歌曲。
三月十一日下午一点钟，队伍就出发了。是艳阳天气，鸟儿在愉快地歌唱，树枝上有雪水滴下来。但是森林里还铺着一层厚厚的雪。当我们走进田野，走上村路是，马匹可受累了：橇车的滑木刮着地面。我们不得不把载在橇车上的东西赶快卸下一些来：把一些多余的东西扔掉。
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无用的。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都以上帝的名义来恳求我们什么东西都别扔掉，他们自己准备套在马匹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