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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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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费多罗夫同志:

  来信收到。使您不得不回忆到自己的请求,感到很抱歉。我久已打算和您通信,但是又想,我能回忆些什么呢?只想起了在我们院子里发生的事儿。那时,就是一九四三年春天,我还不满十一岁。当然,游击队攻打勃拉金的那一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忘记不了。可是,费多罗夫同志,我看到的太少了,爷爷和奶奶也害怕进城。爷爷出去的时候,我们院子里已经平静下去,而街上几乎完全停火了。他拿来了一点儿面粉、食糖和两块肥皂,都是游击队员们给的。

  您请求我,要我就记得的把那一整天的事儿详细地描述一下。好吧,费多罗夫同志,我尽力这样做吧。

  第一,我从自己醒来时写起。那时我同爷爷、奶奶和我的姐姐阿尼亚一块儿住在夏天的厨房里。挤得很,因为有很大的炊炉和架子。爷爷和奶奶睡在炊炉上——他们有一个草垫——而我和阿尼亚一块儿睡在地板上。阿尼亚这一夜根本没有睡着,翻来覆去,唉声叹气,低低地哭着。有通知叫她到校舍里去,那里发生了登记青年人的事情。那时阿尼亚刚满十八岁,害怕被抓到德国去,或者被带到兵房里去;我那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她已经出嫁,有了两个孩子,全家住在加里宁格勒。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把她的地址寄给您。当然,比起我来,她要记得多些。爷爷和奶奶不大爱写,如果能到他们那里去,那又作别论。

  我和姐姐为什么流落在勃拉金呢?我们本来住在明斯克,当爸爸被动员参加红军的时候,在离开以前,把阿尼亚和我交给在勃拉金的爷爷和奶奶(我们的妈妈早已死了)。这样我们便落在德寇那边了。也就是说,爸爸参了军,而后来,大约已经两个月以后,德寇就占领了勃拉金和整个德涅泊河的右岸。

  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总是很早就起身,是‘主子’的狗来爬门把我们吵醒的。是两条狼狗,整夜在院子里又奔又吠,早晨五点钟光景就来爬门,要我们喂它们。在四月十一日这个早晨,两条狗和‘主子’一块儿来到了,动手使劲拉门把儿。他对于我们把门上锁,总是生气。他来了我们倒不奇怪,因为‘主子’时常和其他的德国人打牌打到天亮。  我把他叫做‘主子’,是爷爷按着高尔基的一篇小伙给他起的绰号。他也是个胖子,红红的脸,只是高尔基写的是俄罗斯人,而这个是德国人,而且爱猪也到了热情的程度。‘主子’不是当兵的德国人,而是个移民,在领土委员办公处服务。他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里来到勃拉金的,把爷爷房里的兵士赶了出去,收拾得干干净净,允许我们住在夏季的厨房里。爷爷、奶奶和阿尼亚都成了他个人的仆役。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从监狱和职业介绍所来的俄罗斯人在工作。那些人是由一名德寇或伪警看守的。

  四月十一日,‘主子’在早晨六点钟光景来了。他踢着门,并且用下流话辱骂。天已经亮了……爷爷把门开了,‘主子’却用手枪顶着爷爷的肚子。“你们假装睡觉。你们故意伪装是因为听到外面有枪声!”

  也许,爷爷和奶奶的确是伪装的,而我可睡得挺香。‘主子’嚷道:“你是个小姑娘,到处爬得,去打听打听,街上为什么打枪!”爷爷说:“不,她不能去,库格里曼先生。”奶奶叫道:“我去,只要不触碰这个孩子!”这时候,在大概离我们很近的一条街上爆炸了一颗炮弹。我们全趴在地上,‘主子’也趴下了。两条狼狗一会儿就浑身弄脏了。这两条狗通常凶恶得很,可是现在象鳗鱼一样打着转,一面哀吠。很快地又爆炸了一颗炮弹,接着又是一颗。爷爷是第一个从地板上站起身来的。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脸上这样的欣喜。而‘主子’却躺在炉边的地板上,把鼻子伸在我和阿尼亚的被褥里。这时窗玻璃突然当啷一响。奶奶喊了一声:“躺下,老傻瓜!”爷爷就直接倒在‘主子’身上了。他们开始互相扭着滚来滚去,大叫大骂起来。爷爷向墙角扔了一件黑色的东西,叫道:“拿开,亲爱的阿尼亚!”原来是支手枪,是爷爷从‘主子’身边夺下来的。阿尼亚跳起来,到墙角去把手枪压住了。两条狗开始向她扑去,吠叫着;可是并不很厉害,因为她喂过它们。我从来没想到阿尼亚这样勇敢:她向一条狗开了枪。爷爷哑着嗓子说:“对这个混蛋也开上一枪!”‘主子’骑上了爷爷的身子,奶奶也跳起来殴打‘主子’的背脊。我自己不记得怎么会打到这种地步的:我用锅子打‘主子’的脑袋,一面哭着,而他更厉害地在窒死爷爷。这时阿尼亚把手枪顶住了德国人的脑袋。我尖声叫得非常可怕,奶奶也在喊,而且街上还在开着冲锋枪,我没有听到枪声,却看到‘主子’浑身是血,而爷爷却站起来了,脸上也有血,但甚至好像很愉快。阿尼亚把手枪扔在地板上,在水桶里浸湿了毛巾,动手给爷爷擦脸。他哈哈地笑着,奶奶说:“你怎么还能在这样的时候发笑啊?马上停止吧!”

  顺便讲一下,那两条狗还没有全都死掉,爬到院子里去了,在那里哀吠尖叫。阿尼亚想去把它们都给结果了;可是爷爷没让她去。“等一等,也许子弹还有用处哩。”‘主子’还是在滴滴答答地流着血。

  我们跑过院子,来到我们住房的地下室里,坐在那里议论:“难道是红军来了不成?”

  奶奶比谁都更着急的是,‘主子’给打死了,现在德寇突然到这里来可怎么办。阿尼亚因为受了刺激,眼睛变得暗淡无光。“让他们进来吧,我这儿手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呢!”后来听到打大门的噼啪声,有人闯进院子来了。很多的人声和脚步声。“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阿尼亚第一个叫了起来,从地下室里跳出去了。我也跟着她跳了出去。随后是爷爷和奶奶。都是游击队员。爷爷扑过去和他们接吻,可是他们没有功夫接吻,只问:“有没有德寇?”爷爷把厨房门打开了,给他们看看‘主子’,然后指了指阿尼亚。游击队员们都拍拍阿尼亚的肩膀,同声夸奖着她。爷爷指着棚舍说:“这里有许多猪,十六头,同志们,拿去吧!”游击队员们敲落了棚舍上的锁,猪只都跑出来了。游击队员们说:“嗯,我们去了,你们暂时躲藏起来,战斗还没有结束呢。”但他们毕竟用冲锋打死了五头猪。后来其他的游击队员们跑来,把其中的四头装上了马车,另一头给了我们,其余的猪都跑掉了。

  皮革工厂离我们不远,那里制成皮革就送到德国去。这座工厂在燃烧,火星飞进了我们的院子。后来学校附近有很猛烈的射击,接着是在监狱附近。这一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不想吃。阿尼亚要求放她和游击队一起去。奶奶哭了,要求她留下来。这时正好裹着几件军装大衣抬进来一个负伤的游击队员,是个年纪青青的男孩子。他们在喊:“赶快拿点儿水来把伤口洗一下,再拿些干净的破布来!”奶奶和阿尼亚开始给这男孩子裹伤。他恰好哼着惊醒过来,当他看见阿尼亚时,便咬紧牙齿不再哼了。后来就给抬走了。我已经写到爷爷上过街,和游击队员们谈过话,并且收到了礼品——面粉、肥皂、火柴,还有一瓶甜酒。我们全都喝了一些,甚至让我也喝了一口。

  费多罗夫同志,您可以看到我记得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把战斗的一般情形都给写写。阿尼亚没有参加游击队,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她真是遗憾得很。

  现在我照您请求的再写一下游击队走后的情形吧。

  我们没有立刻就知道这件事。当外面平静以后,我们听到没有枪声,最初甚至很高兴。爷爷一步当先,随后是我跟阿尼亚和奶奶都到屋子里去了。在这段时期里,‘主子’几乎一直不让我们到那里去,但这是我们的屋子啊。天色已经黑了,爷爷就动手点灯,可是他的手直哆嗦,把灯罩给打碎了。看到桌子上放着两支蜡烛和一些零散的地图,他就把蜡烛点上了。爷爷突然呻吟起来(我甚至害怕起来了),并且把一些东西乱扔一阵,一面跺脚,一面咆哮,把桌子上的德国餐具抛得一地。奶奶面无人色地站在那里。“天哪,你怎么完全傻了,米沙!”可是他跑到床跟前,把床上的绣花被单扯下来,也扔在地板上,还用脚踩着把它撕坏。我也想打碎一些东西。桌子上还留下一只烟灰罐,这纯粹是德国制的:样子象厕所里的瓦罐,罐里面也是用磁土做的。爷爷喊道:“你抓住这件东西干么,马上扔掉,亲爱的塔尼亚!”我很高兴的把这件东西给打碎了。爷爷还胡闹了好一阵,把皮箱里的衬衣也都扔在地板上。奶奶抓住了一幅桌布:“不给你!他们把我们抢光了,也给我们留点儿东西下来!”爷爷突然想起来了:“阿尼亚在哪儿?”这时才发现阿尼亚在院子里给狼狗裹伤。其中的一头是活生生的。

  然后我们象早先德寇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一样,用那张桌子吃晚饭。只是在这以前,我们在‘主子’那里找到的一切罐头食品、脂油、咖啡,都埋在早先用来养猪的棚胜的粪堆下面。奶奶突然说:“哪怕是一天,也是我们的!”

  一位女邻居跑来了。“你们去看看,我的屋子里多么惨!”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去。她那里住过德寇的中尉——职业介绍所的所长。我们都知道他每夜到监狱里去,爱在那里进行拷问。女邻居柳巴维·尼基吉奇娜说,她也象我们一样决定到自己的屋子里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只是沙发旁边有一滩血。她一下子没有明白,往沙发底下一瞧,这位中尉就躺在那里,脑袋边放着拿手枪的手,原来是自杀了。起先大概是躲在沙发下面的,后来嚇得爬不出来便自杀了。

  不管怎样,我们象老爷一样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了。虽然在这以前,我们忍受了不少苦难,却全都酣睡到早晨才醒。

  费多罗夫同志,请您原谅,这封信写得太长了,虽然您自己请我写得详细些。以后怎么样呢?当我们准确地打听到城里连一个游击队员也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很害怕呢?我那时还小,没有人同我商量,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当着我的面谈。但是我知道,我们街道上的居民们,以前——也就是说,到你们进攻的时候为止,从来没有这样为了要谈话而聚在一起。现在相遇时,彼此相看的目光也变得又坦白、又愉快了,夜里就到随便哪里的菜园子里去谈谈,或者打听打听前线的消息。离我们不远,住着一位从维捷勃斯卡来的前任民警科科长。他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那里,他爱人为了他而被打死了。这件事还是在维捷勃斯卡发生的。德寇去找他,可是他很好地躲过了。那时德寇就把他的爱人抓去打死了,他和孩子们脱身了,作难地走到了勃拉金。他在这里留了胡子;胡子完全白了,虽然他自己并不怎么老,他在德寇那里成了运水夫,而现在把三个孩子分给了其他的居民,自己剃光了胡子上游击队去了。

  早先,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踪迹,就意味着被赶到德国去了,或者是被监禁了。现在不然了。奶奶说:“维克多尔·伊凡诺维奇是位看护长,不见影踪了。”爷爷立刻说:“投奔游击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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