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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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日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对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
不料，我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
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
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藉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
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
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啼”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啼、啼”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啼、啼”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啼、啼’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凋记录如下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啼、啼、啼”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色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
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代”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
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代”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申”。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代”大黄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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