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 口述:翁元 记录:王丰-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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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侍卫长来解释之前，我们两个副官本来是认为，大概是经国先生不希望再在七海官邸延续以前士林官邸那一套老的制度，而要以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因为，在我们印象中，曾经听过蒋经国说，要把士林官邸的一切坏习惯都要统统革除掉，他对老先生时代少数侍卫人员，假借官邸的招牌，在外面招摇撞骗、作威作福，十分厌恶。可是，他并不清楚，真正做这些事情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然而，他不管这些，反正士林官邸的老人，能够不用就不用，如此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做法，当然令人寒心。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蒋经国的双重标准。以前，在八胜园时期，蒋经国有一个得力干部姓张，这位得力干部后来由蒋经国派他去日本当特派员。张特派员到了日本，不久就迷上了一个日本婆娘，并且有意纳为妾，这件事马上就被张特派员在台湾的元配知道了，立刻跑到蒋经国面前哭诉自己丈夫的忘恩负义。张太太吵了几次，蒋经国实在受不了，就干脆把这个张特派员调回台湾，从此被打入冷宫，再也翻不了身。
不论这些事件的是非曲直如何，以我自己来说，在服侍过老先生以后，再到蒋经国身边工作，两相比较，蒋经国的确予人一种讳莫如深和高不可测的感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熟手的工作人员，都时时有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在他的家族里，特别是在老先生面前，他永远是把最好的一面给老先生看。这一点，和他的弟弟蒋纬国截然不同，蒋纬国总是在老先生面前反映一些不好的问题，可是人多半是喜欢听好话的，尤其是老人更不愿听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偏偏蒋纬国就是喜欢提一些问题告诉老先生，难怪连老先生都不禁有些怀疑，为什么蒋纬国老是给他“找麻烦”。因而，老先生对蒋经国自然愈来愈有信心，对蒋纬国就没有那样的推心置腹。
对外的形象上，蒋经国曾经不只一次地对人讲过，他只有在和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他感到最高兴的时候，这也是他之所以从当上“行政院长”以后，就在全台湾各地马不停蹄地到处巡视，却从来不会喊累的原因。但是，在有些侍从人员心目中，蒋经国这样的行为其实只是要凸显他所谓的“亲民”作风，在他回到官邸之后，他涣散的体力使他开始觉得面对民众，竟是那样累人。尽管面对人民是一个政治人物确保权力的不二法门，可是，当每天都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件事情时，再有耐心的人也会开始厌烦，何况，蒋经国那时糖尿病已经慢慢严重，如果每天马不停蹄地跑，难免会有生厌的时候。
他的双重性格有时也会在我们的面前不经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刚到“七海”的时候，他对我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够，有时候，他在自己卧室接见党内的重要干部，看到我们在旁边，就故意说：“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其实就是示意要我们回避，等我们走开了，他才敢和干部开始讲一些重要的话题。
然而平实地讲，蒋经国毕竟不是神，他也有人性化的一面。既然是人，他就有人的喜怒哀乐、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长处和缺点。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去看待蒋经国，就不会有不平衡的感受。
为人处事神秘兮兮
蒋经国的为人处世，永远是一副神秘兮兮的个性。
从前面我提过的七星山迷路事件，就可以想见他的独来独往性格；在此之前，在长安东路时代，蒋经国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带了一个司机，开着车出去到处跑，也许是他的任务需要，也许是他有另外的原因，他的司机经常抱怨“找”不到他，因为蒋经国如果发现一个人比较方便，就随时伺机把他的司机给摆脱掉，一个人再搭别人的车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至于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早年如此，到了晚年时期，蒋经国那种神秘兮兮的性格，还是时时自然而然地流露在生活之中。记得有一次，他在“荣总”住院，“总统”车队还故意在他的座车上安排了一个假人，坐在主位，然后每天夜晚时分，叫车队开回七海官邸，第二天早上再开回“荣总”，用这样的方式企图去掩人耳目，其实，比较细心的人早就知道蒋经国是躺在医院里面，用不着以这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去欺骗人民。
蒋经国生怕自己的病情会影响岛内的政局发展，所以早期他对住院是非常排斥的，非不得已，绝不住院。
在“荣总”看病住院，为了保密起见，蒋经国也都有化名，所谓的化名，其实就是用我们侍卫或是副官人员的名字。
最早，他在“荣总”验血，就是用我翁元的名字，后来，又用副官王文浩的名字。有一次，我自己要去“荣总”看病，也需要抽血检验，自己的名字给蒋经国“借用”了，自己只好用“翁一元”这个名字去验血。验血用化名，主要是医生基于保密的原因，所以才想出用我们副官的名字的点子，当然这和蒋经国本人无关。但是，也算是在蒋经国身边发生的一段妙事。
谁开罪他谁就得倒霉
一位士林官邸的老长官告诉我：“你若是看到蒋经国脖子发红，就要小心了，这表示他要‘杀人’了！”
当然，蒋经国大概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可是，他的这个形容，却具体而实际地说明了蒋经国性格上的某些特征，这句话表示，千万不要得罪蒋经国，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总统府”有某位科长，平日对外交际很有他的一套办法，有半年时间，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大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后来，大家才晓得原来他被关在警总保安处，也就是台北西宁南路的一处神秘处所，至于他为什么被关在保安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是他自己出狱后，向大家隐约透露了一些原因。
这位科长本来是跟着老先生的军职人员，后来转到文职工作，他的社交一般认为是比较复杂，平日处理事情又喜欢超越自己的职权，可能因而触怒了蒋经国，可是他自己却不自觉，被警总“请”去半年，后来查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才无罪开释的。
出狱之后，这位科长再也不敢提起被关的这段往事，后来索性离开公职，到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远离是非之地。
可见，蒋经国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有很强的威权性格，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人物一个很平常的通病。
表面上，蒋经国时时刻刻一副“亲民爱民”的形象，在外面和人接触，也一向是笑脸相迎；可是在家里，他永远是下人心目中的君王。甚至到晚年，他的侍从医官为他治病，都受到他的威权心态的影响，必须随时留心，深恐一时让他不称心而遭受调职处分。就以他的眼睛为例，1986年6月，他从陆军官校参加校庆活动回台北后，到达官邸，他照往例往床上一躺。哪知他刚一躺下去，突然觉得左眼眼前一片漆黑，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病变，眼球上方新生小血管破裂，使眼球内水晶体充满鲜血，而阻碍视线，他大惊失色，高声叫喊：“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喊声立即惊动大家赶快通知眼科大夫前来诊治。
就因为左眼的充血事件，他的眼科主治大夫就这样被他撤换，原因便是没有照顾好他的眼睛，否则怎么会让他左眼失明呢？
他会这样处置眼科的主治大夫，其实他还是觉得医生应该是万能的，他根本忽视了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样样有把握。如果不是他的威权性格作祟，他应该会了解这一点的，可是，他的强势作风和威权性格让他蒙蔽了这方面的自觉。
在眼科主治大夫被撤换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是被毫无预警地撤换，引起官邸一些医生的许多猜测。
例如有一位管新陈代谢的医生，人很好，医术很高明，是“荣总”很有名的医生。就因为这位医生对蒋经国讲话时，比较直率，不会拐弯抹角，一再向蒋经国强调，糖尿病不是光靠吃药就可以断根的。可是，蒋经国并不认为如此，在蒋经国的观念里面，医生除了“医病”之外，还要能够“医命”，而且一切还是要和其他的文武百官一样，要听从“总统”的指示办事。可是他忘记了，医生是专业人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去当一个只会讲好听话的“政治医生”呢？
在他的威权性格之下，当然有不少医生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蒋经国向来是先发制人，在医生表现出一丝不悦时，他就先把他给撤换了。
还有一个医生更是被撤换得莫名其妙。这位周姓大夫，从来没犯过什么过错，就是一个嗓门特别大，随护蒋经国出去的时候，大概是讲了几句话，让蒋经国听见了，蒋经国心里不高兴，过了不久就把他给撤换了。
可能就是这许多的个案案例，对人起到了警觉作用，所以他的医生后来行事说话，甚至开药处方都格外小心谨慎，因为没有必要为了一件小事和自己饭碗过不去。所以，蒋经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要吃什么药就开给他好了，在他面前绝不说个“不”字。
不念故旧铁心肠
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情面的民族，然而蒋经国却在许多方面丝毫不讲情面，让许多人对他含恨不已，这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他的从政性格。
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王正谊的“贪污案”，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个案。
王正谊是前“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老先生主政时，对王正谊信任有加，大家一般也都将王正谊当作是老先生这个系统的人看待。
后来，老先生卧病，蒋经国想做一些锐意革新的事，就多方整顿。中国人所谓新人行新政，没有新人似乎新政就无从推动，所以，蒋经国就要大量安插自己的人马，我想这方面，老先生也是相当理解和支持他的。当时就有一种传闻，指蒋经国有意让他的人——曾在“国防部人事次长室”服务的宋某来接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长之职。这是蒋经国的想法，可是，当时大概王正谊一方面还想继续在人事行政局的位子上，发挥所长。加上自己错估形势，认为还有老先生在背后支持他的施政，所以，并不理会外面的一些风言风语。
不久，爆发了所谓中央国民住宅的舞弊案，被捕的人赫然包括了王正谊。到底王正谊的涉案程度有多深，大概除了情报单位，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正谊后来被判刑入狱，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一直到蒋经国卧病的时候才假释出狱。后来蒋经国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出来王正谊出狱了，还曾经问人：“是谁把他放出来的？”当然，以王正谊的脾气，出来以后逢人还是说：“我是天大的冤枉，根本是被栽赃的！”
对犯错的人，或是“不听话”的人铁面无情，对一些所谓的亲朋故旧，有事情去向他求情游说，蒋经国还是从不懂得什么“网开一面”。
在祖国大陆的时候，老先生有位侍卫长姓王。这位老侍卫长，对老先生的忠心可以说是没话说，在1949年，老先生一家撤退溪口的时候，王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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