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的脸 裸体模特辛酸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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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原来就在我脑袋旁边，我一转脸就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汗更多了。他的脸泡在汗里。他说：“徐阳，你听我说，余小惠真不在这儿，不信你问他们。”几张歪着的脸像鸡啄米似地点着。他们凭什么点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我说：“胡说八道！”老胡说：“不是胡说八道，是真不在。”
“就是胡说八道——！”我说。
老胡现在不跟我说话了，他跟那些人说话。他说：“各位，对不住啊。”
我说：“老胡你这个叛徒，你为什么不让我找余小惠？我们说得好好的，可是现在你让人把我搬走！”
老胡说：“各位受累了，不好意思啊。”
他们在楼门口把我放下来。脚一挨地我又往回跑。我跑起来像是在飘。他们的木楼梯像一只船一样摇来晃去，一下就把我晃倒了。老胡说求各位再帮帮忙，帮忙帮倒底啊。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我搬起来。我挣脱不了他们的手。那么多手，像爪子似的。老胡这个叛徒！我说余小惠！余小惠……我看见了余小惠的窗户，黑黑的，她怎么不开灯？她睡得真死。
那个黑黑的窗户一直在我眼睛里晃着，越晃越远，晃到黑黑的天上去了。
我进了一辆的士。他们把我搬进了一辆的士，像塞麻袋似地把我往里面塞。老胡跟着我进去了。他还吊在我身上。他的手真像缠着树的两根藤条。他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我说：“你放手，你要回去自己回去呀！叛徒！”他不理我，在跟司机说话。这个司机我不认识。的士怎么老换司机呢？这个司机说：“你抱得住吗？万一弄开了车门不是好玩的，人命关天哪！”老胡说：“抱得住抱得住，快走吧！”
我说：“余小惠，我不是流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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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寒冷的疼痛感深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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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出版社为，仿佛是为熊正良做了一次文学总结。
读熊正良的小说，总让我想起家乡阴霾、湿冷的冬日。我的家乡在湖南，虽然别井离乡已有二十余年，但家乡冬季的记忆在我的心底是如此深刻，冬季的寒冷在潮湿气候的掩护下变成无数根细针，毫无挂碍地钻入你的骨髓，它让你感受到寒冷带来的疼痛。这么一种寒冷的疼痛感，也许只有在南方山水相依的地区才能体会到，奇怪的是，我在读熊正良的小说时，竟与这种久违了的疼痛感相遇。这不仅指整部小说传达的一种基本情绪，而且作者在小说中也直接描述过这种疼痛感：“疼痛像冷风一样在骨缝里吹着”。也许这是因为熊正良始终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我猜想他的骨髓也一定经受过寒冷的针剌，他对这种疼痛感才会有如此传神的描述。熊正良生活在江西，应该说，他的故乡与我的故乡湖南十分相似，人们常常将这两个地区合称为“湘赣”。正是这一缘故，我把熊正良小说看成是充满地域色彩的小说，而这种地域色彩不是用地貌风景、文化习俗作为颜料，而是靠地域的气候性特征涂抹出来的。
气候造就了熊正良。那种寒冷的疼痛感既然深入骨髓，他的作品就透出阴沉而湿冷的氛围，灰蒙蒙的天空，湿漉漉的空气，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环境。他也总爱把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安置在雨季里发生。同时我还从小说的叙述中感觉到，一个作家在这种气候的磨砺下，他的品性会变得更为坚韧和冷峻，他宁肯接受寒冷的疼痛感，也不会采取回避的方式。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这种气候上的品性也决定了熊正良的写作姿态，这是一种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熊正良将普泛的人文关怀通过寒冷的疼痛感传达出来，这就不同于一般性的悲悯和同情。在类似《我们卑微的灵魂》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有一种触摸人物的质感，我觉得那不是作者在叙述，而是作者跟随在那些小人物的身边，眼看着他们不公的遭遇，作者慌不择词地在一旁大声呼喊。更重要的是，小说不仅传达了作者对这些“卑微的灵魂”的同情，而且也表现了作者的另一层愤懑：他觉得他的为卑微灵魂的呼喊是不会得到多少社会反应的，他为此而愤懑，这愤懑也培植出他的一种孤傲的神情。在他的长篇小说《别看我的脸》里，这种孤傲的神情更为强烈，因为在作者的眼里，普通民众的人生更为惨烈。
小说的结构比较单纯，它以主人公徐阳的生活遭遇为主干，径直延伸下去，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枝蔓，这突出了主人公的命运悲剧。而熊正良在讲述这个命运悲剧时着力的正是弥漫在主人公内心的寒冷的疼痛感。当然，这种寒冷的疼痛感并非由气候造成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寒冷的疼痛感。我以为，这正是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人的精神依靠的是文明、尊严、平等、爱意等理念来抵御来自社会的严寒的。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社会人生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在这部小说中，熊正良将这些基本理念具体体现为人的“脸面”，这就是中国文化习俗中最为讲究的“面子”。小说从撕破主人公徐阳的脸面开始，我把这也看成是小说标题的寓意所在，为什么说“别看我的脸”，因为一个人的脸面被撕毁后，他在精神上永远要经受疼痛的折磨。
但在目睹徐阳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中，我也感到了作者的冷酷无情。他一次次为主人公安置了峰回路转的机会，却一次也不让主人公抓住机会，最终主人公跌落进幽深的窨井，像是被一个黑洞所吞没。为什么作者就不想自己笔下的人物获得拯救呢？显然，熊正良对于主人公是持有批判态度的。也许恰恰是作者本人能够切身体验到那种寒冷的疼痛感，他才不会对有疼痛感的人送一点廉价的同情，他明白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承担。这似乎是熊正良写作姿态中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熊正良所取的写作姿态是向着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看齐。
我以为，小说写得最为动人的人物是李晓梅。这位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有着一颗善良美丽的心。她以情感的温柔抚摸，缓解了徐阳深入骨髓的疼痛感，甚至可以说，她就是徐阳的灵魂拯救者，所以徐阳会在李晓梅面前感动得涕泪双流，他会发誓要为她画一幅《我的天堂》。如果不是后面意外地遇见那位被欠条愚弄过的女人，徐阳也许会一步步走进他心目中的天堂。但估计在熊正良看来，毁灭得越是彻底，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越大。也许从冲击力来说，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我还是要对熊正良有些微词，我感到他对于弥漫在下层人民中的卑微心理还是看得太重了些。在他的小说叙述中，卑微的心理似乎永远没有解脱的希望，只会导致不断的沦落和毁灭。但我以为作家不应该如此悲观，特别是当他采取面向下层人民的写作姿态时。这绝对不是提倡作家粉饰现实、描绘虚幻的假象。即使在现实中，我们也会有阳光照耀的时刻。我注意到熊正良在这部小说中惟一出现阳光场景的是在主人公沦为乞丐，蜷缩在火车站又冷又饿时，他看到阳光从车站另一边照过来，想挪过去“让阳光照一照，驱散身上的寒气”，但他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在徐阳的现实生活中，享受一丝阳光的温暖，都成为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奢侈。熊正良尽管很吝啬地描写阳光，但他仍把阳光赋予了小说中最美丽的人物。“我甚至还能从她身上闻到了类似阳光的气息”，这是他在叙述徐阳与李晓梅情感交融时刻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在阴霾笼罩的严寒中都祈盼着阳光的升起。对于下层的弱势者来说，一缕阳光也许就会使他们增添从卑微中走出的勇气。那么，我们何不设法让阳光投射到笔下卑微人物的黑暗的精神世界呢？（贺绍俊）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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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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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余小惠确实不在。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她就没在宿舍里住了，也没在剧团里露过面。她巳经丢尽了脸，她没脸在剧团里露面了。那个下午发生的事像风一样传遍了南城的大街小巷，再加上南城晚报的照片和文章，她等于光着身子游了一次街，而且游遍了南城，说句夸张一点的话，她连身上长了几根毛都被别人看清了，她哪里还有脸呢？
那个未婚夫第二天就回了上海。未婚夫已经不再是未婚夫了，婚约已经解除了，他明白自己是个王八蛋了，他什么都明白了。估计他也不用说什么，只要说一句算了吧，余小惠便无话可说。除了在心里骂我，往死里咒我，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她只能尽尽地主之谊，把那个戴着近视眼镜、神情沮丧的研究生送到火车站，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作为告别，转身便回家去了。
她家住在城西老铁街。老铁街是南城最古老最原始的老城区，盘曲着许多密密麻麻的小巷子。小巷子潮潮的，狭窄逼仄，两边都是年代久远的青砖高墙，门洞都是灰冥幽暗的，门条石上爬着黑色的苔衣，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我从一个这样的门洞里走进去，看见有四个人正在天井里稀哩哗啦地打麻将。一个脸上贴着黄瓜片的女人问我找谁？我说找余小惠。女人用肉泡泡的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边朝搂上叫着：“老余，有人找你们家小惠。”
我看见从更加幽暗的楼梯口伸出了一个灰白的脑袋。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囫囵地看见一个脑袋。脑袋问我是谁？我说我姓徐。他大约沉吟了一会儿，说：“上来吧，小心一点，楼梯不好。”我上楼时四个打麻将的人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说什么，估计是在议论我们。我跟余小惠巳经被一根舆论的绳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了，尤其是我，巳经是在南城晚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听见身后的声音说，姓徐，他姓徐呀……我觉得如芒在背。我匆匆地踏着摇摇欲坠的破楼梯往上跑。
上楼以后我才知道，我见过老余，大约是在文化系统的大会上。老余退休以前似乎在戏剧创作室工作，不过没听说写过什么戏。大家都在一个系统，见面都是熟人。他朝我点点头，把我让进门。他家在楼上第二个门，我进门后没看见余小惠。靠窗的沙发里坐着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正瞪着两眼看我。我觉得她的眼睛很像余小惠。
老余对她说：“这是小徐。”女人听了又朝我瞪一下眼，说：“小徐？是徐阳吧？”我点点头。她的脸一下子就歪了，而且歪得很厉害，她说：“你这个臭流氓！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你还找上门来？！”
老余急忙张开两只手，像乐队指挥似地用力向下一压，压着喉咙，严厉地说：“叫什么叫？不会小声点？”
女人不服气，说：“你好脾气！他是谁？还小声点？！”
老余说：“不好脾气怎么办？那你叫呀，你破开喉咙去叫，你让大家都听见！”
女人白他一眼，气哼哼地把把脸扭到一边去。
我像挨了耳光似的，脸上麻麻的。老余让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自己则坐在女人旁边的沙发上。我和他们的距离大约在两米到三米之间。我背后就是刚刚关上的门，右边是个鞋架子，看起来像是老余自己钉的，上面放着他们一家人的鞋。我看见余小惠�
